对利害关系人单独提起的行政诉讼法院应主动追加第三人/王政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1 07: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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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利害关系人单独提起的行政诉讼法院应主动追加第三人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3月10日公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 “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我们认为：该条司法解释内容直接明确了行政诉讼中利害关系人可以单独或共同为原告的法律主体地位，即利害关系人可以与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一并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单独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本文仅探讨“利害关系人单独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时，法院应否主动追加第三人”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先讲述一个我们在从事行政诉讼律师代理业务中实际碰到的案例。
案情简述：
2004年8月6日，山西省长治市长治县关村陈某口头委托山东省东营市的夏某（陈某朋友）运送一批燃烧用油（名称为“一线蜡油”）去山西销售。夏某个人无任何资金和实力从事该笔油运业务，于是，其说动私营个体户老板袁某做该笔业务。因夏某当时为袁某聘用的货运司机，袁某对夏某的话亦深信不疑，所以袁某同意做该笔业务。
2004年8月8日，袁某从山东省垦利渤海重质沥青厂购买了33吨燃烧用油，委托夏某和张某（袁某聘用的另一司机）一块开车前往长治市长治县送货。2004年8月10日，当载油车辆行至长治县城收费站处时，被长治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车辆强行拦住检查。随后长治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以“销售不合格柴油”为由对夏某作出行政处罚，将该车载33吨燃烧用油全部扣押并没收。夏某对自己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的身份未提出异议，并自行决定放弃处罚听证程序。
2004年11月4日，袁某以具体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向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不服长治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行政处罚的行政诉讼。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此案，并当庭裁定袁某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其裁定主要理由是：1、袁某非该案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2、袁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与被扣押没收的33吨柴油有事实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该裁定，袁某当场表示不服，并上诉于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袁某在上诉状中要求增加行政行为相对人夏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夏某为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不符合被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条件，并对本案一审裁定予以维持。
追加第三人法理透析：
上述案件中，袁某作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被扣押没收33吨车载油品的所有权人）单独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律依据自然是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内容的，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也符合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的内容。但是，其要求法院追加夏某为第三人是否有法律依据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的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袁某正是依照该司法解释规定要求法院追加夏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但问题是该条所指的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是否包括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呢？
如果此处的利害关系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必然引起“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概念的混淆。按照通常的理解：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是指具体行政行为直接指向或行政处罚或制裁文件所载明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利害关系人是指具体行政行为非直接指向或行政处罚或制裁文件直接载明、但其权益却实际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不同的。
如果此处的利害关系人不包括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那么必然产生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即“个别案件中利害关系人和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确实存在利益冲突或利害关系”的矛盾事实。正如在上述案件中的袁某和夏某，两人在被长治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扣押没收的33吨车载油品权属问题上肯定存在着权利冲突或利害关系。
毋庸质疑，在涉及财产权属的行政案件中，财产的所有人是案件最重要的利害关系人。还是以本案为例，夏某虽然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但其财产或权利却未必受到损失或侵害，而且夏某是否有资格成为该案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本身就是需要经法院审理才能最后确认的内容。所以，我们认为：本案既然是袁某，而不是夏某提起诉讼，一、二审法院就应当主动追加夏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为只有追加夏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才有可能更清楚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程序公正，对案件作出正确的裁判。而本案一、二审法院却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不追加夏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就作出裁判，显然是滥用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表现。
从法律推论角度看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我们也似乎必然推出“在利害关系人单独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主动追加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结论。因为在“存在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只有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该司法解释规定都要求“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在行政诉讼中，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或对案件审理的重要性显然高于或至少不低于“部分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吧。即如此，法律为什么不明确作出“在利害关系人单独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主动追加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规定呢？我们期待着立法或司法机关及早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或解释。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3月10日公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 “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我们认为：该条司法解释内容直接明确了行政诉讼中利害关系人可以单独或共同为原告的法律主体地位，即利害关系人可以与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一并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单独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本文仅探讨“利害关系人单独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时，法院应否主动追加第三人”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先讲述一个我们在从事行政诉讼律师代理业务中实际碰到的案例。
案情简述：
2004年8月6日，山西省长治市长治县关村陈某口头委托山东省东营市的夏某（陈某朋友）运送一批燃烧用油（名称为“一线蜡油”）去山西销售。夏某个人无任何资金和实力从事该笔油运业务，于是，其说动私营个体户老板袁某做该笔业务。因夏某当时为袁某聘用的货运司机，袁某对夏某的话亦深信不疑，所以袁某同意做该笔业务。
2004年8月8日，袁某从山东省垦利渤海重质沥青厂购买了33吨燃烧用油，委托夏某和张某（袁某聘用的另一司机）一块开车前往长治市长治县送货。2004年8月10日，当载油车辆行至长治县城收费站处时，被长治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车辆强行拦住检查。随后长治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以“销售不合格柴油”为由对夏某作出行政处罚，将该车载33吨燃烧用油全部扣押并没收。夏某对自己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的身份未提出异议，并自行决定放弃处罚听证程序。
2004年11月4日，袁某以具体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向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不服长治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行政处罚的行政诉讼。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此案，并当庭裁定袁某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其裁定主要理由是：1、袁某非该案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2、袁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与被扣押没收的33吨柴油有事实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该裁定，袁某当场表示不服，并上诉于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袁某在上诉状中要求增加行政行为相对人夏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夏某为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不符合被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条件，并对本案一审裁定予以维持。
追加第三人法理透析：
上述案件中，袁某作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被扣押没收33吨车载油品的所有权人）单独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律依据自然是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内容的，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也符合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的内容。但是，其要求法院追加夏某为第三人是否有法律依据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的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袁某正是依照该司法解释规定要求法院追加夏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但问题是该条所指的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是否包括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呢？
如果此处的利害关系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必然引起“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概念的混淆。按照通常的理解：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是指具体行政行为直接指向或行政处罚或制裁文件所载明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利害关系人是指具体行政行为非直接指向或行政处罚或制裁文件直接载明、但其权益却实际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不同的。
如果此处的利害关系人不包括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那么必然产生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即“个别案件中利害关系人和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确实存在利益冲突或利害关系”的矛盾事实。正如在上述案件中的袁某和夏某，两人在被长治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扣押没收的33吨车载油品权属问题上肯定存在着权利冲突或利害关系。
毋庸质疑，在涉及财产权属的行政案件中，财产的所有人是案件最重要的利害关系人。还是以本案为例，夏某虽然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但其财产或权利却未必受到损失或侵害，而且夏某是否有资格成为该案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本身就是需要经法院审理才能最后确认的内容。所以，我们认为：本案既然是袁某，而不是夏某提起诉讼，一、二审法院就应当主动追加夏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为只有追加夏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才有可能更清楚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程序公正，对案件作出正确的裁判。而本案一、二审法院却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不追加夏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就作出裁判，显然是滥用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表现。
从法律推论角度看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我们也似乎必然推出“在利害关系人单独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主动追加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结论。因为在“存在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只有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该司法解释规定都要求“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在行政诉讼中，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或对案件审理的重要性显然高于或至少不低于“部分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吧。即如此，法律为什么不明确作出“在利害关系人单独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主动追加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规定呢？我们期待着立法或司法机关及早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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