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业主大会议?~规则》示范文本亟需修改

　　　　　　　　　　　　上海市广庭律师事务所　俞云鹤

上海市房地局于2008年6月25日以沪房地资物[2008]389号文印发《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管理规约》和《专项维修资金管理规约》等示范文本，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应该肯定，这些示范文本施行四年多来，对规范我市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工作、维护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起到了促进作用。由于这些示范文本，直接引导着上海市众多业主、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活动，影响极大，因此应当十分重视示范文本的合法性问题,避免有违现行法律法规的问题发生。为此，为了使示范文本更加合法化、规范化，避免有违现行法律法规的问题继续发生，笔者作为上海市长宁区天诚花苑业主委员会成员和一名老律师，恳切建议有关部门，根据市人大常委会修订的《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和??政府沪府发[2011]23号《上海市人民政府批转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关于实施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文件》），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等示范文本立即进行修订，并重新发文施行。
现按示范文本条款的次序，具体阐明修改意见及其法律依据和修改理由，供有关部门修订《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等示范文本时作参考。

一、《业主大会议?~规则》示范文本第三条第五款：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在日常运作中遇到矛盾冲突时，各业主同意提交住宅小区综合管理联席会议进行协调解决。
第三十六条：在业主委员会换届改选过程中遇有疑难问题时，各业主同意提交住宅小区综合管理联席会议进行协调解决。
建议修改为：第三条第五款：业主、业主委员会在日常运作中遇到矛盾冲突时，各业主同意提交居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依法调解解决。
第三十六条：在业主委员会换届改选过程中遇有疑难问题时，各业主同意提交居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协调解决。
法律依据：
《规定》第三十一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依法调解本地区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物业管理纠纷。
《文件》“九、物业矛盾纠纷的调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和调解下列物业管理纠纷：（一）业主委员会的组建、运作和自我管理中发生的业主与业主委员会之间的纠纷；（二）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之间因维修资金使用、房屋及配套设施、设备及相关场地维修、养护、管理和环境秩序管理等引发的纠纷。
修改理由：
1、根据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业主大会是决策机构，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常设执行机构，对业主大会负责。如果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在日常运作中遇到矛盾冲突时，业主大会有权依法改变或撤销业主委员会的决定，通过法定程序在业主大会内部依法解决争议问题，不会提交其他组织来协调解决。因此，《规定》和《文件》均明确规定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这三者间纠纷可以提请调解，没有规定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间的纠纷也走调解渠道。由此可?，示范文本将业主大会纳入调解对象范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应当予以修改。
2、居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不仅是《规定》和《文件》明确规定的调处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矛盾纠纷的调解组织，而且在多年来的实践中也已经被广泛认可。因此，示范文本应当按照规定，将调解组织由＂住宅小区综合管理联席会议＂修改为＂居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二、《业主大会议?~规则》示范文本第十五条： 业主委托代理人参加业主大会会议的，应符合下列约定：业主是自然人的，可以书面委托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其他业主或者使用人参加，但受托人代理份额不能超过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总人数的__%。
建议修改为：业主委托代理人参加业主大会会议的，应符合下列约定：业主是自然人的，可以书面委托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其他业主或者使用人参加。
法律依据：
《民法通则》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
修改理由：
１、删除示范文本中“但受托人代理份额不能超过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总人数的__%” 这一条款。因为这个条款，从法律上看是属于代理人代理权限制的规定，即一人受多人委托代理时，其代理的人数不得超过相关法律规定的人数或者相应比例的限额，以避免发生代理人利用来操纵或干扰正常社会活动的开展。在国际上，是有些国家通过法律确立了这项代理人代理权限制的制度。但是，在我国涉及代理行为规范的所有现行法律法规中，都没有关于代理人代理权限制的规定。全国人大通过的《民法通则》，是迄今为止有关代理行为规范的最高权威的基本法律，这部法律规定了代理权、无权代理、违法代理等规范，但并没有规定代理人代理权限制的规范。因此，《业主大会议?~规则》示范文本将代理人代理权限制的规定作为示范文本条款，是超越了我国现行法律规范的越权行为，这一条款在目前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严格来说，这一条款是非法的，因而是无效的。
２、这个条款在执行中，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也必然存在法律障碍。例如，天诚花苑业主委员会对《业主大会议?~规则》示范文本按照现行法律法规作了部分修改后作为《天诚花苑业业主大会议?~规则》，经提交业主大会通过后，上报给有关部门。不料有关部门依据《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等示范文本，将天诚花苑业主大会上报文件全部改为与示范文本完全一致，包括将上述条款明确为“但受托人代理份额不能超过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总人数的１%”。也就是说，天诚花苑400名业主，1名代理人不得代理4名以上的业主。如果业主来问业主委员会：为什么代理4名就可以，代理5名就不可以？有什么法律依据吗？我们业主委员会该如何回答？
三、《业主大会议?~规则》示范文本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业主委员会换届改选的，在选举产生新一届业主委员会之日起十日内，原业主委员会应当按照《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移交其保管的有关财务凭证、档案等文件资料、印章及其他属于业主大会所有的财物。
建议修改为：业主委员会换届改选的，原业主委员会应当按照《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移交其保管的有关财务凭证、档案等文件资料、印章及其他属于业主大会所有的财物。
法律依据：
《规定》第二十五条：业主委员会应当自换届改选小组成立之日起十日内，将其保管的有关财务凭证、业主清册、会议纪要等档案资料、印章及其他属于业主大会所有的财物移交物业所在地房管办事处保管。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依法需要使用上述物品的，物业所在地房管办事处应当及时提供。
　　新一届业主委员会选举产生后，应当在三十日内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办理换届备案手续，并由物业所在地房管办事处在备案后十日内，将其保管的前款所述物品移交新一届业主委员会。
修改理由：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是市人大常委会于2004年通过、于2010年修订的上海市地方性法规。2004年《规定》的第十四条，已经修改为2010年《规定》的第二十五条，内容也已经作了很多改变。因此，在修订的《规定》于2011年4月1日施行以后，示范文本第二十七条如不修改，那就不仅起不到正确示范的作用，反而会造成严重误导的结果。更令人不解的是，作为业主大会上报文件备案的有关部门，时至2012年的今天，却无视2010年修订的《规定》这一部上海市地方性法规，仍要业主大会完全照抄2008年印发的《业主大会议?~规则》等示范文本。经批回的《天诚花苑业业主大会议?~规则》中，就这样荒谬地被改定为“应当按照《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办理移交，然而现行《规定》的第十四条根本就不是规范业主委员会移交事宜的。试问，这一条由示范文本照抄的规则，叫人如何执行才好呢？
四、《业主大会议?~规则》示范文本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业主委员会委员资格终止的，应当自终止之日起3日内将其保管的档案资料、印章以及其他属于业主大会所有的财物移交给业主委员会。
建议修改为：业主委员会委员资格终止的，应当自终止之日起10日内将其保管的档案资料、印章以及其他属于业主大会所有的财物移交给业主委员会。
法律依据：
《规定》第二十六条：不再担任业主委员会成员的，应当在十日内将其保管的本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所述物品移交业主委员会。
修改理由：
按照《规定》确立的法定期限，将示范文本的“3日”修改为“10日”。
五、《业主大会议?~规则》示范文本第二十七条第三款：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委员拒不履行正常移交义务的，业主委员会或业主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造成损害的，由相关责任人承担。
建议修改为：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委员拒不履行正常移交义务的，新一届业主委员会可以请求物业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督促移交，物业所在地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协助。
法律依据：
《民法通则》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民事诉讼法》第三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
《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业主委员会）拒不移交第一款所述物品的，新一届业主委员会可以请求物业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督促移交，物业所在地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协助。
《规定》第二十六条：不再担任业主委员会成员的，应当在十日内将其保管的本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所述物品移交业主委员会；拒不移交的，业主委员会可以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处理。
修改理由：
１、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委员拒不履行正常移交义务，由此引起的业主委员会与新一届业主委员会之间、业主委员会委员与新一届业主委员会之间的争议，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业管理体制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新型的纠纷。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业主委员会与新一届业主委员会之间、业主委员会委员与新一届业主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他们之间因移交事宜发生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示范文本规定“业主委员会或业主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是不符合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的，因而在实践中也是无法得以实施的。
２、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作为地方立法机构，严格把握我国立法原则，在2010年修订的《规定》中，准确地规范了业主委员会与新一届业主委员会之间、业主委员会委员与新一届业主委员会之间因移交事宜形成的特定法律关系，明确规定他们之间因拒不移交发生纠纷时由有关政府机构协调解决，而没有规定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因此，应当不折不扣地按照上海市人大常委会2010年修订的《规定》，对《业主大会议?~规则》示范文本第二十七条第三款作出上述修改。
冲出审判方式改革的隘口

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８日
何家弘教授从当庭认证谈证据制度改革
记者 谢圣华
审判方式改革的关键是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将审判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法庭上来。只有搞好庭审活动，才能避免公开审判走过场，而庭审活动的核心，就是当事人在法庭上举证、质证以及法官认证的过程。一段时期以来，不少法官感到当初提出的一些设想特别是当庭认证很难落实。面对这一问题，他们往往感到束手无策，有的又回到过去的庭审方式上。
　　我国法学界对此问题也非常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家弘对中外证据制度较有研究，为此，记者走访了何家弘教授。
　　记者:随着我国庭审制度改革的深化，法官应否当庭认证和如何当庭认证的问题，成为困扰许多法官的一大难题。他们感到当庭认证难以操作，有的甚至认为根本做不到。而举证、质证与认证本是庭审活动中密不可分的“三步曲”，一环紧扣一环，如果不当庭认证，庭审结束了，当事人和旁听人员也是一脸茫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何:现在很多专家学者都主张法官应该当庭认证，因为它可以提高审判过程的透明度，减少“暗箱操作”，提高审判质量，保证司法公正。我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但问题是如何当庭认证？各地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也总结出一些经验，闯出了一些路子。例如，有的法院坚持一个证据“一举、一质、一认”的做法；有的法院则采取一组证据“一举、一质、一认”的做法。不过，很多法官在实际操作中都感到这样做很困难。有时候，前面认了的证据又被后面的证据给否了，或者产生了疑点，无法作为定案的根据。面对这种情况，法官在最后评议和判决的时候也挺为难的。定吧，心里不踏实；否吧，法庭上已经认了。有人说，这是因为法官的专业水平和认证能力不高。我认为也不尽然。证据是形形色色的，案情是错综复杂的，仅仅根据法庭上对一个或一组证据的举证和质证，往往很难对证据作出全面的判断。特别是证据的真实可靠性和证明价值问题，一般都需要综合评断案件中的各种相关证据甚至全部证据才能作出恰当的判断，而这在多数案件中都只能在最后合议庭评议时才能完成。正因为当庭认定证据的可靠性和价值很困难，所以一些学者才否定当庭认证的可行性。
　　记者:那么，当庭认证岂不就落空了吗?
　　何：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明确当庭认证的内容。就是说，法官在法庭上要认什么？是认定证据能不能采用，还是认定证据可不可靠、有多大价值？这就有必要区分证据的采用标准和采信标准了。
　　所谓证据的采用标准，就是在审判活动中决定当事人或其他有关人员提出的证据能否被法庭采用所依据的准则。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并不完全相同，有些比较宽松，有些比较严格，而且不同国家的证据法学者研究和阐述这一问题的角度也不完全相同。例如，在英美国家的证据法律制度中，证据采用标准问题被概括为证据的“可采性”(AdmissibilityofEvidence)，亦称为证据的“适格性”(CompetencyofEvidence)。一个证据具备了“可采性”，就是说诉讼当事人或其他有关人员提交的证据符合了法律规定的采用标准，法官应该在审判中采用。所谓证据的“适格性”，也是指某证据符合有关法律对证据的基本要求，可以作为该项证明活动中的证据。现代英美证据法学者一般仍将相关性作为采用证据的基本标准，但是又增加了一些具体内容。例如，美国著名证据学家乔恩·华尔兹认为，审判中采用证据的标准应该包括实质性、证明性和有效性。所谓证据的实质性，就是说具体证据所要证明的那个事实是否案件中的实质性问题；所谓证据的证明性，是说这个证据是否确实能够证明那个实质性事实；实质性和证明性加在一起就等于证据的相关性。而证据的有效性则是说，根据法律规定的各种证据排除规则，这个证据是否会丧失证明的效力。这类似于我国学者所说的证据的“合法性”。
　　证据的采用标准和采信标准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但是，采用标准并不等于采信标准。前者的作用只是确定某证据是否可以在诉讼或其他证明活动中采用。至于可以采用的证据是否可靠及其有多大证明价值，则还要由裁判者再进一步评断，而这正是采信标准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一个证据能否被采用所依据的是证据法的一般原理和有关规则，并不要求裁判者相信其内容必须属实。换句话说，采用的证据不一定都是采信的证据，具备“证据资格”的证据不一定都是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按照英美法律的规定，在有陪审团参加的审判活动中，证据的“可采性”问题是由法官掌握的；而证据的“可靠性”(Credibility)问题则是由陪审团掌握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证据采用标准和证据采信标准之间的区别。
　　记者：我理解证据的采用标准就是证据能力，即被法律允许作为证据的资格；而证据的采信标准也就是证据力，即证据所体现的价值大小与强弱程度。前者认定的是证据的形式要件，后者认定的则是证据实质要件。它们显然是认证的前后两个阶段。那么，法官在当庭认证中是否都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呢?
　　何：我认为，法官的当庭认证应该主要解答证据能否采用的问题，而不解答证据应否采信的问题。在不同种类的案件中，证据的采用标准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据采用标准就有所不同；证人证言和物证书证等不同种类的证据的采用标准也会有所不同。不过，证据的采用标准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一般采用标准”。按照我国证据法的原理，它应该包括采用证据的客观性标准、关联性标准和合法性标准。这些也就构成了证据采用标准的基本内容。当然，针对各种具体的证据，还应该有具体的采用标准，如证言的采用标准和录音证据的采用标准等。法官在审判中对于诉讼当事人举出的各种证据都要当庭作出裁判，能否采用。这就是当庭认证的内容。至于这些被采用的证据是否真实可靠，究竟有多大证明价值，那要等到合议庭评议时再作出判断。明确了这一点，法官的当庭认证就具有可操作性了。
　　记者：您的思路的确对法官如何当庭认证有很大启迪。但您上面提到了证据采用标准和采信标准等问题，而这些在我国目前的证据制度中大多还只有抽象的规定，缺少具体的规则。现在想来，的确不能责怪我们的法官难以做到当庭认证，因为这也是我国证据制度本身不完善造成的。不少人已经意识到，我国一些法官在证据的认证上存在很大的随意性，而这往往造成司法不公，证据制度改革已势在必行。那么，您认为我国证据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什么?
　　何：古今中外的司法证明制度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规范证明模式(亦可称为“法定证据制度”)；另一种是自由证明模式(亦可称为“自由心证制度”)。这两种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是由法律事先规定出收集使用各种证据的规则和审查评断每一种证据的标准，还是让司法人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个人的良知去自由收集证据和评断证据。主张规范证明模式的人认为，司法公正的核心就在于相同案件应该得到相同的处理，而要做到这种一视同仁，司法人员在收集使用证据和审查评断证据时就必须遵照统一而且具体明确的规则，不能有任何自由裁量权。但是偏爱自由证明模式的人认为，案件的具体情况是纷繁复杂的，证据的内容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的环境状态也是发展变化的，因此由法律事先把一切都明文规定下来的做法在理论上是天真的，在实践中也是不可行的。为了保证在具体案件中运用证据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法律必须给司法人员运用证据进行证明的自由裁量权，让他们根据案件当时的具体情况去自由地收集使用证据和审查评断证据，去自由地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而且司法人员普遍具备的良知和能力也完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我上面讲的是两种极端的情况。实际上，当今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证据制度都是上述两种证明模式的结合，当然不同国家对两者的侧重有所不同。总之，规范证明与自由证明的结合代表了当今世界各国证据制度的发展趋势。

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基本上属于自由证明的范畴。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官的总体素质还不是太高，审判实践中证据的采用和采信也比较混乱，我认为，我国的证据制度改革应该坚持以规范证明模式为主、以自由证明模式为辅的思路。具体来说，收集使用证据应该尽量规范化，但审查评断证据则可以比较自由。因此，我们应该尽快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最好制定一部统一的证据法典。我们的证据法不能仅停留在抽象的原则上，而应该确立系统的证据规则。
　　记者：您能简要说明一下这些证据规则吗?

何：我认为，我国的证据规则可以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取证规则，包括合法取证规则(如禁止刑讯逼供、禁止用强迫和诱骗手段获取证言)；证人作证规则(如作证义务、证言特免权、法院强制证人出庭令、证人的补偿与保护)；物证收集规则(如物证提取、物证保管)；司法鉴定规则（如鉴定资格的确认、鉴定的委托）等。第二部分是举证规则，包括举证责任规则（如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以及举证责任倒置）和举证时效规则（如开庭前的举证时限、一审与二审的举证时效）等。第三部分是质证规则，包括审前证据展示规则（如展示的时限、展示的方式、展示的内容）；出庭作证规则（如证人的出庭与例外、鉴定人的出庭与例外、证人和鉴定人的当庭宣誓）；交叉询问规则（如交叉询问的顺序和方法）等。第四部分是认证规则，包括采用证据规则（如关联性规则、客观性规则、合法性规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佳证据规则）和采信规则
（如证明标准规则、口供补强规则、推定规则、司法认知规则等）。
　　当然，我这里讲的只是一些初步的想法，属于抛砖引玉，究竟应如何构建我国的证据制度和证据规则体系，还需要专家学者们进行广泛深入地研究和讨论。
　　采访完何教授，记者深深感到，不完善的证据制度是我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隘口，冲不出去，改革是难以取得更大进展的。一个完备的现代司法制度，如果缺乏完备的证据制度，肯定是一个重大缺陷，也是不可想象的。就司法公正而言，目前法院在审理案件中运用证据认定事实出现的错误远远大于适用法律的错误。广大法官迫切希望尽快建立起完备的证据制度，以解决他们庭审中的一大难题。但目前看来，我国制定一部完整的证据法典还有很大困难。这需要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加强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和有些地方法院已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都对证据做了一些规定。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提出，探索公开认证的条件和方法，完善认证制度；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2000年底前，对证据适用规则作出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