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运输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工作的若干意见

交质监发〔2013〕1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天津市、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长江航务管理局: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管理办法》（交通部令2005年第12号）颁布实施以来，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质监机构、各参建单位对试验检测数据重要性的认识普遍提高，试验检测工作对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的基础保障作用日益突显，试验检测管理制度不断完善，试验检测机构和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市场规模已基本满足当前交通建设需求。为进一步提高试验检测行业科学化管理水平，切实发挥好试验检测在质量安全监管中的基础性、关键性作用，现就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优化试验检测工作环境
　　（一）试验检测是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重要手段，真实、准确、客观、公正的试验检测数据是控制和评判工程质量、保障工程施工安全和运营安全的重要依据和基本前提。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质监机构要高度重视试验检测在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中的重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策研究、做好统筹规划，为试验检测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二）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质监机构要加强调研，科学核算本地区试验检测工作成本，制定地区指导价格，引导试验检测工作合理、有效投入。各建设项目在工程概预算编制阶段，要落实试验检测费用渠道；各参建单位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不得挤占挪用试验检测费用，为保证试验检测工作正常开展提供基本条件。
　　（三）要切实发挥母体检测机构对保证工地试验室工作质量的基础作用，将试验检测行业管理要求有效延伸至工程一线，着力解决工地试验室人员结构不稳定、责任感不强、短期行为等问题。项目建设、施工、监理等有关参建单位不得利用行政隶属关系、费用拨付手段等干预试验检测工作的正常开展，不得授意更改试验检测数据，努力营造有利于工地试验室独立、规范运行的工作环境。
　　（四）要牢固树立现代工程管理理念，有效利用试验检测技术手段，加强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质量安全风险的预防、预控、预判、预警工作。质监机构、建设单位可委托实力强、信用好的独立试验检测机构，对涉及结构安全的关键部位进行动态监控量测。
　　二、加强试验检测行业监管
　　（五）要将试验检测行业管理的重心从市场培育转移到规范和培育并重、更加注重规范上来，按照“调控规模、提升素质、进退有序”的原则，制定试验检测发展规划，切实控制好市场发展节奏和规模，避免因机构数量过多造成恶性竞争的不良后果。
　　自本文发布之日起用1至2年时间，整顿规范试验检测市场、提升行业整体素质。在此期间，停止受理所有等级试验检测机构和增项的评定申请。努力构建布局合理、竞争有序、运行高效、诚信守法的试验检测市场新格局。
　　（六）各省级质监机构要切实履行对甲级和专项类试验检测机构等级评定及换证复核的初审职责，禁止将达不到标准条件的机构上报；对本地区的乙丙级机构，要切实加强动态管理，制定评审和换证复核计划。在乙级机构申报和换证复核的现场评审中，至少应从部专家库中抽取1名专家参加。
　　（七）要采取随机抽查、飞行检查、专项检查等有效方式，加大检测机构证书有效期内的中间检查力度，及时查处和纠正试验检测工作中存在的违规和不规范行为，保证检测机构实际运行状况与相应等级标准要求相符合。对于经整改仍不满足标准要求的机构，要降低机构等级或注销其等级证书。
　　（八）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要严厉打击出借资质、转包和违法分包行为；严厉打击试验检测机构恶意压价、施工和监理单位有意压低试验检测相关费用，签订阴阳合同、假合同等违规违法行为；严厉打击试验检测数据造假以及在考试、证书管理等环节的弄虚作假行为。上述行为涉及到的检测机构和人员，要坚决清退出试验检测市场，形成有进有出的市场动态运行机制。
　　（九）要不断完善信用评价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充分发挥试验检测信用管理在提高工作质量、规范从业行为、调控市场规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完善信用评价结果与市场竞争、市场准入等工作的有效衔接机制。要将信用评价融入质量监督、安全监管、专项督查等日常工作中，及时对失信行为进行确认并录入评价管理系统。
　　三、提升试验检测能力水平
　　（十）各省级质监机构要结合工程建设特点和行业管理需要，经常组织能力验证、技能竞赛、技术比武等活动，促进能力验证等活动常态化、扁平化，不断扩大参与活动的机构、人员和检测参数范围。鼓励检测机构内部或机构之间开展形式多样的比对、岗位练兵活动，尤其对于涉及结构安全、日常开展业务较少的试验检测项目和参数，要加强实操演练，确保机构和人员持续保持相应试验检测能力。对于在部组织的比对试验中连续2年出现“不满意”结果的检测机构，要降低机构等级。
　　（十一）各省级质监机构要按照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人员继续教育有关要求，结合本地区工程特点，作好试验检测继续教育的组织工作，推进网络教学有序开展。各建设项目、检测机构应根据自身特点，广泛开展内部技术培训与交流活动，将继续教育、业务学习融入日常工作中，不断提高试验检测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努力建设人员专业化、行为规范化、管理科学化的试验检测队伍。
　　（十二）要高度重视试验检测工作质量与仪器设备状况的密切相关性，切实加强仪器设备计量管理，尤其对于自动化、智能化仪器设备，要按照有关规定保证其检定、校准工作有效，及时纠正出现的异常状态，确保试验检测数据准确可靠。
　　（十三）要按照高速公路施工标准化活动的总体部署和《公路试验检测数据报告编制导则》（JT/T 828－2012）、工地试验室标准化建设的有关要求，规范数据记录和报告管理，大力推进试验检测工作标准化、信息化建设。鼓励采用具有自动采集和监控系统的智能检测设备和手段，提高试验检测数据报告的客观性和规范性，提升工程管理水平。
　　


交通运输部
2013年2月5日





试论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本质区别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中止犯在现代国家刑法中一般都有规定。对中止犯的含义及立法例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把中止犯作为犯罪未遂（广义）的一种形态，而称之为中止未遂。一种是把犯罪中止从广义的犯罪未遂中分离出来，与犯罪未遂（障碍未遂）并列起来，使之成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
我国刑法把中止犯从犯罪未遂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加以规定。并明确地规定了中止犯的概念。修订后的刑法第24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而使犯罪未达到既遂状态而停止下来的一种犯罪形态。
犯罪未遂作为一种刑法制度，到了20世纪，已为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并在刑法典中作出了规定。修订后的我国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由此可见犯罪未遂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的实行行为，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达到犯罪既遂而处于停止状态的一种犯罪未完成形态。
如何区分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在刑法理论似乎已成定局，即犯罪中止是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然而，何为自动？却是众说纷芸。有主观说，限定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之争，至今尚无能接受的普通标准。理论上的争议反映在司法实践中，必然带来判例的极不一致，而此种现象显然违背法治的基本精神。
在英美法系中，对犯罪中止通常作未遂处理，在处罚上也不作任何特别考虑。但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有大约半数的州的刑事制定法允许被告人把非因外障碍致犯罪未完成的情形作为无罪辩护的理由。在大陆法系中，对于未遂犯多规定得减或必减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也有例外。1951年的《保加利亚刑法典》和1919年的苏俄刑法指导原则》就规定未遂犯与既遂犯同等处罚。但是对于中止犯，各国刑法的规定几乎是一致的，即不是免除其刑，就是减轻其刑。例如，日本刑法第4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而未遂的，可以减轻其刑，但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中止犯罪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刑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23条第2款规定：“未遂可以比照既遂从轻处罚”。第24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自动中止犯罪或主动阻止犯罪完成的，不因犯罪未遂而处罚。如该犯罪没有中止的行为也不能完成的，只要行为人主动努力阻止该犯罪完成，应免除其刑罚”。意大利刑法典第56条第2款、第3款、第4款分别指出；“未遂处罚之程度如下，法定刑为无期徒刑时，未遂犯应处12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情形，以依本刑减轻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处罚之”，“如果犯罪人自愿中止行为，只有当已完成的行为本身构成其他犯罪时，才处以该行为规定的刑罚”，“如果自愿阻止行为的发生，尽处以犯罪未遂规定的刑罚并减轻三分之一至一半”。
从我国刑法第23条、第24条的规定看，显然，我国刑法也同许多国家的刑法一样，对未遂犯和中止犯作出截然不同的规定。对未遂犯，是“可以”从宽；对中止犯，是“应当”从宽。并且，从宽的内容也差异极大，中止犯至少可以得到减轻的待遇，而未遂犯却是原则上至多得到减轻的待遇。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各国对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区别方式并不相同：一是把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和制度，从定性到处罚均加以严格区分；二是在犯罪未遂的概念和制度内将犯罪中止与其他类型的犯罪未遂，主要是普通未遂和不能未遂从处罚上加以区别。然而就其实质，各国对犯罪中止犯罪未遂所指称的事物，却是大致相同的。首先，区分方式的不同，并不等于内容的不同，“因已意而停止”的中止与“因障碍而停止”的未遂早已是各国立法界、司法界、学术界达成的共识，其内涵和外延是清楚明晰的。其次，从理论上讲，尽管第一种区分方式的犯罪中止包括了犯罪预备阶段的中止和犯罪未遂阶段的中止，时空性上只包含犯罪未遂阶段的中止的后一种区分方式。但在司法实践中犯罪预备距离犯罪十分遥远，通常不会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任何实质的损害，而且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很小，对其处罚实属少见。故各国刑法对“因已意而停止和”因障碍而停止的考察焦点均放在着手实行犯罪之后，犯罪既遂形成之前。本文即是从这种意义上界定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
显然，各国对犯罪中止的处罚均远于对犯罪未遂的处罚，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东西方文明的激烈冲突，各国法冲突以及刑法价值观的巨大的冲突，在这一点上都烟消云散。各国立法者庄严宣布：对中止犯就应大幅度从宽处理。尤其在我国刑法中，犯罪中止不仅比犯罪未遂、犯罪预备处罚轻，而且与整个刑法所规定的其他法定从宽情节相比，也是独一无二属于最轻的。是什么因素促使各国立法者不约而同地给予中止犯如此定有的处罚？这是否隐含中止与犯罪未遂存在着重大的、根本性的差别呢？仅仅局限于刑法条文，我们似乎很难找到答案。然而，问题却可迎刃而解。
从客观归罪到主观归罪，再到主客观相同一的定罪原则，人类在刑法思想史上经历了大致相似的变化路程。根据相对意志自由论的观点，人的活动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但这并不等于意志的绝对自由，人的认识和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制约的，人只有在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时才获得意志的相对自由。
具体落实到犯罪上。首先，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是根据本人的意愿选择的，这种选择使自己立于与社会公众相对立的地位，必须会受到刑法的否定评价与遣责。因此，犯罪人应该对本人危害社会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这种刑事责任乃是建立在行为的社会危害与行为人的社会危险性相统一的基础之上的，这是相对意志自由论的必然结论。考察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构成要件模型，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言，两者虽均未发生构成要件所要求的危害结果，但前者较后者多出具有正当性的中止行为，平衡了先前行为之不法，恢复了先前行为所否定的法律意思，故两者对法秩序的破坏程度并不相同。而就行为人的人身危害性上讲，一是出于己意而停止，一是出于阻碍而停止，主观恶性不同，人生危险性之差异自不待言，故刑法为了更好的完成尊重人权与社会防卫的功能，必定会对其规定不同的待遇。其次，犯罪人的这种犯罪意愿的选择又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之上的，不能脱离一定的时空环境而存在。也即是说，其犯罪行为部分是由社会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对于犯罪人，国家显然不能将其完全消灭，这是不人道的，也是不可能的；而是应对其进行教育改造，使之自觉遵守法律，早日复归社会。特别对于那些犯意不坚决的人，法律更应加重手中的筹码，令其弃恶从善，归流依流，这也符合人的自我向善与止于至善的主体性。而立法之所以规定中止必须减免刑罚，一是出于刑法目的论研究：其未造成危害，无一般预防之必要；其犯意自动消失，无特殊预防之理由。然则最重要的，确实出于对刑事政策的考虑：以资鼓励行为人悬崖勒马，放弃正在实施的行为或积极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立法为了更好的完成范、保护教育等功能，必然对犯罪中止大加褒奖，为期建一座“黄金的回归大桥”（李斯特语），促使其迷途知返，从而大大降低犯罪即遂的可能性，大幅度减轻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而对于未遂犯，由于其犯意丝毫未变，不存在援救法律之意思，对法秩序的破环程度与犯罪即遂并无两样，唯一的差别只是未发生罪构成所要求的危害结果。在刑法着重打击主观恶性的今天，显然无可倡导之处，故其刑事责任远远于中止犯。
立法对中止制度与未遂制度的不同规定是为了奖励中止犯，也是判断中止犯与未遂犯罪根本的标准。运用这种标准，不仅可以解决许多犯罪论注释争议不休的问题，而且简便易行，便于司法实践操作。例如，在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犯罪中受害人为了得以脱身答应日后满足犯罪人的要求，犯罪人信以为真，遂停止犯罪，该种情形如何认定。从注释论层面看：一方面，犯罪人放弃其犯罪意图时，并不存在什么外界障碍致使其行为无法完成，他本来完全可以将犯罪进行下去，这种因已意而停止的情形应认定为犯罪中止无疑。另一方面，犯罪人听到受害人假意许诺后停止犯罪的情形，实质上与犯罪人在实际不存在阻碍而误以为有妨碍其犯罪行为的障碍，因而至犯罪未遂的情形一样，都是犯罪人对事实认识错误的结果，只不过，后者以为犯罪已不能完成，前者以为犯罪已不必完成；但其共同点是，两者都对事实做出错误的判断。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而放弃犯罪行为，是违背犯罪人的真实意志的，故应认定为犯罪未遂。两种观点，各执一词，理由都很充分，但又似乎难以驳倒对方的观点。站在立法者的角度看，该种情形的行为并非真正放弃犯罪意图，犯意始终没有减弱，也无真正悔罪之表现，不存在法律上可倡导之处，故应认定为犯罪未遂。又如，在犯罪人实施抢劫、强奸时遇熟人而放弃罪行的，有学者认为属于犯罪中止，理由是这一情形虽是犯罪人意料之外的，但根本不足以阻止犯罪人去实施和完成犯罪行为。另有学者认为，在这种场合中，行为人并非出于已意而停止犯罪，故应认定为犯罪未遂。笔者以为，对大部分犯罪人而言，遇熟人而放弃罪行并非出于真诚悔悟及对法价值的重新承认，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因为以熟人为侵害对象会使自己面临极大的身败名裂乃至锒铛入狱的危险，故此种停止行为不符合中止制度设立的立法本意，宜认定为犯罪未遂。又如，对于共同犯罪中部分成员中的犯罪，有学者认为共同犯罪人中一人或数人要成立犯罪中止，除了自己放弃犯罪行为外，还要说服其他犯罪行为人，或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之发生。因为从主观上讲．共同犯罪人之间存在犯意联系，从客观上讲，其犯罪行为互相支持，故每人对全体成员都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一人径自中止了犯罪行为，若其他人仍将犯罪实施完毕，因为犯罪已达既遂，故对独自中止犯罪行为者无认定中止犯的法律依据。也有学者主张只要犯罪人消除了因自己的参与而给其他犯罪人完成犯罪带来的有利影响，即应认定成立犯罪中止。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原因很简单，若该种情况否认其为犯罪中止，则无异于撤回“黄金的回归大桥”，鼓励行为人继续实施犯罪，更变相强化了共同犯罪人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显然不利于同共同犯罪这种团伙犯罪形式作斗争的需要。当然，鉴于共同犯罪的复杂性，还必须考虑该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只有当他说服他人放弃犯罪意图，或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发生的，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再如，关于抽象的危险犯的未完成形态问题，传统理论认为，抽象的危险犯并无既未遂之分，当然也无犯罪中止成立之余地，因为其行为只要构成充足要件即成立犯罪。此理论对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也许适用，但对犯罪中止却未必使然。危险犯是一严重的犯罪，尤其是抽象的危险犯，否则国家的刑罚权不至于仅仅在出现抽象的危险状态时就提前介入。正因为如此，才有犯罪中止成立之必要。试想，若该类犯罪否认其存在犯罪中止，则必然令行为人产生回头无望的消极心理，因而对危险状态听之任之，直至发生危害结果，而这显然不符合立法本意。故立法为有效地保护合法权益，必然会对自动有效地消除危险状态的行为人给子犯罪中止的奖励。这是立法应具备的精神，也是刑事政策的需要！

注释：
1、张明楷：《未遂犯论》，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联合出版1997年版，第356至375页。
2、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