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市殡葬管理实施办法
河南省商丘市人民政府
商丘市殡葬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殡葬管理，深化殡葬改革，保护土地资源与环境，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和《河南省殡葬管理办法》以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殡葬活动、殡葬服务及管理。
第三条 殡葬管理的方针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实行火化，节约殡葬用地，保护自然环境，革除丧葬陋习，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殡葬管理工作的领导，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实行目标管理。“一把手”负总则，分管领导要尽职尽责，积极协调和组织有关部门及时研究和处理殡葬工作中的重大事宜。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都有权劝阻、制止、检举和揭发。
在殡葬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当地人民政府或殡葬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殡葬管理机构设置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建立由有关部门参加的殡葬管理委员会，决定本辖区内殡葬管理工作中的重大事宜。
第七条 市民政局是本市殡葬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各县（市）区民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殡葬管理工作。
第八条 市、县（市）区要建立健全殡葬管理机构和殡葬服务队伍，乡（镇）设立殡仪服务站，指定专人负责本辖区殡葬管理工作中的具体事宜。其主要职责是：（一）宣传、贯彻执行殡葬管理的法律、法规；（二）检查、监督、指导各单位的殡葬管理工作；（三）指导、管理殡葬服务工作；（四）制止和查处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五）负责殡葬管理的其他事宜。
第九条 各级监察、司法、组织、人事、公安、交通、宣传、卫生、工商行政、建设、土地、环保、民族事务、外事、农业、林业等有关部门应按各自职责，主动配合民政部门做好殡葬管理工作。
第十条 文化、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采取各种形式，与民政部门共同做好殡葬改革、移风易俗的宣传教育工作。
机关、团体、事业单位、村（居）区民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应当在本单位开展有关殡葬管理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
第十一条 各县（市）区民政部门在公安、法院部门配合下，设立民政派出所及行政执法法庭，负责本辖区内的殡葬违法案件查处。
第三章 殡葬设施管理
第十二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新建和改造殡仪馆、火化场、骨灰堂、殡仪服务站等殡仪设施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和基本建设计划。
各级人们政府应增加对殡仪设施建设的投入，所需资金必须列入当地财政预算。
新建殡仪馆应按国家殡仪馆等级标准规划、设计、建设。
第十三条 建设殡仪设施按以下规定审批、备案。
（一）农村为村民设置公益性墓地，由村委会提出申请，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县（市）区民政部门审批；
（二）殡仪馆、火化场由市、县（区）民政部门提出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批和省民政部门备案；
（三）殡仪服务站、骨灰堂由市、县（市）民政部门审批；
（四）新建、扩建公墓（包括陵园，下同），经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省民政部门审批；
（五）利用外资建设殡仪设施，由省民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民政部门审批。
兴建殡仪设施应依法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并按基本建设程序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四条 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不得对本村村民以外的其他人员提供墓穴用地。
第十五条 严格限制公墓墓穴占地面积，安葬骨灰的单人或双人合葬墓穴占地面积不得超过1平方米。少数民族埋葬遗体的单人墓穴不得超过4平方米，双人合葬墓穴不得超过6平方米。
第十六条 公墓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二十年的墓穴管理费。
墓穴的管理费应用于公墓的管理、养护和绿化，专款专用，不得挪为他用。
第十七条 殡葬服务单位应加强对殡葬服务设备、设施的管理，保持殡葬服务场所和设备、设施的整洁、完好，防止污染环境。
第四章 火葬管理
第十八条 本市行政区域均为火葬区，应强力推行殡葬改革，实行全民火化，凡在本行政区域内死亡的人，除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外，必须就地实行火葬。
第十九条 划为火葬区而未建殡仪馆的县，应将殡仪馆的建设纳入基本建设计划，限期建成。在建成之前，遗体火化暂由临近的市、县殡仪馆承担。梁园、睢阳两区不再新建殡仪馆。
第二十条 在火葬区提倡骨灰寄存、以树代墓、撒散的方式以及其他不占或少占土地的方式处理骨灰。禁止将骨灰装棺土葬。
第二十一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死亡的外地人，除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外，均应就地火化。
户籍在本市、异地死亡的，应就近火化。
第二十二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强应当实行火葬的遗体转运土葬，对擅自转运遗体土葬的，其所在单位、当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民委员会必须制止。
在医院死亡的人，医院应当及时通知殡仪馆。遗体火化时应当由殡仪车运送；要求自己运送的，应经当地殡仪管理机构同意。未经殡仪管理机构同意，私自转运遗体的，医院应当制止，制止无效的，及时报告民政部门或公安机关。
各医院对在本医院死亡的人应当登记造册，建立接尸登记卡，加强尸体管理。
少数民族病故在医院的，丧事承办人应持死者身份证到当地县（市）区殡葬管理部门办理遗体接运手续。
第二十三条 遗体的运送、火化等殡仪服务，应当由殡仪馆、火葬场获殡仪服务站承办，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上述经营性的殡仪服务工作。
第二十四条 殡仪服务单位接到运送遗体的通知后，应及时接运遗体，并对遗体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确保卫生，防止污染环境。
患有烈性传染病的人死亡后，殡仪馆在运送和保管遗体过程中，应当采取防止传染的措施，遗体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火化。
第二十五条 正常死亡者的遗体火化，凭医疗机构或死者单位、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死亡证明。
非正常死亡者的遗体火化，凭死亡所在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
经公安机关确认的无名、无主遗体拍照后由殡仪馆接运、火化。
遗体火化后，殡仪馆应向丧事承办人出具火化证明。
第二十六条 运致殡仪馆的遗体应在七日内火化。因特殊情况需要延期火化的，丧事承办人应报殡仪馆的主管民政部门批准。
丧事承办人自遗体运至殡仪馆七日内不办理火化手续的，殡仪馆应书面通知丧事承办人限期办理。丧事承办人逾期未办理的，殡仪馆报主管民政部门批准，并报公安机关备案后，可以火化遗体。
遗体保存费、火化费由丧事承办人承担。
第二十七条 遗体火化后，殡仪馆应当通知丧事承办人领回骨灰。超过三个月，丧事承办人不领取得，殡仪馆可以自行处理。
无名死者的骨灰，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由殡仪馆自行处理。
第二十八条 殡仪服务人员应遵守操作规程和职业道德，实行规范化的文明服务，不得刁难丧事承办人，不得制定丧事承办人选用殡仪服务用品、项目，不得利用工作之便所取财物。
殡仪服务费应当严格执行省物价部门制定的标准，不得在标准以外加收费用。违反规定收费的，由物价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九条 遗体火化后，有资格享受丧葬费、抚恤金、遗属补助的遗属应持殡仪馆出具的火花证明到死者生前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领取，否则，任何单位不得擅自发放“三费”。
第五章 土葬管理
第三十条 禁止在公墓、公益性墓地以外任何地方建造墓地。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实施后，禁止在下列地区建造墓地：
（一）耕地、林地；
（二）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及居民住宅区；
（三）水库及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
（四）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各一公里范围内。
本办法实施前，前款规定区域内建造的墓地，除受国家保护的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得墓地和经省民政部门批准予以保留的外，应当限期迁移、平毁或深埋，不留坟头和墓碑。
第三十二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转让和非法买卖墓地、墓穴。
禁止建造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禁止为活人建墓。
第三十三条 被征用土地上的坟墓，由用地单位报请当地人民政府公告坟主限期迁移。合法建造的坟墓迁移费由用地单支付。期满不迁移或无主墓地，用地单位可以代迁或深埋。
第三十四条 “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对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吉克、塔塔尔、撒拉、东乡和保安10个少数民族的土葬习俗应予尊重，不要强迫他们实行火葬；自愿实行火葬的，他人不得干涉。但应在指定地点埋葬，不得乱埋乱葬。单人墓穴不得超过4平方米，双人墓穴不得超过6平方米。
第六章 丧事活动与殡葬用品管理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民政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丧事活动管理，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丧事活动定期组织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城乡基层组织应当把改革丧葬习俗纳入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或居民守则，可以建立群众性的丧事活动管理组织，推动丧葬习俗改革，为群众提供殡仪服务。
第三十七条 丧事承办人办理丧事应遵循文明、节约的原则。提倡丧事从简，不得大操大办，铺张浪费。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在丧葬习俗改革中以身作则，严格执行各项有关规定。
第三十八条 办理丧事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禁止在城市街道、居民住宅区等公共场所停放遗体、搭设灵棚，禁止播放或吹奏哀乐，禁止抛撒、焚烧冥币、纸钱。
第三十九条 禁止制造、销售冥币、纸扎实物等封建迷信的丧葬用品。
禁止制造、销售棺材等土葬用品。
第四十条 禁止在丧事活动中使用封建迷信用品和从事定阴阳、看风水等封建迷信活动。
第四十一条 制造、销售殡仪用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向所在地的殡仪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殡仪管理部门在接到申请书十五日内做出决定。对批准的，发给批准证书；对不批准的，应书面答复申请人。未经殡葬管理部门批准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先办理营业执照。两证齐全，方可开业，但不得在批准制造、销售场所之外从事经营活动。
第四十二条 殡仪管理部门对制造、销售丧葬用品的单位及个人实行年检和定期验（换）证制度，并收取管理费。殡葬管理部门收取得管理费应应用于殡葬管理与宣传。
第四十三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为非法土葬提供车辆和其他交通工具。
第七章 法律工具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已作出处罚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处罚。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责令期限改正；局部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丧事承办人承担。强制执行时，当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死者生前所在单位应当协同处理；
（一）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时，强制起尸火化并处以1000－3000元罚款。
（二）将骨灰装棺土葬的，责令毁棺，恢复原地貌，并处以1000－2000元罚款。
（三）在耕地、林地建造墓地的，责令恢复原地貌，并处1000－2000元罚款。
（四）在公墓、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建造墓地的，参照第三款执行。
死者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企事业单位职工的，除按前款规定处理外，所在单位不得支付丧葬费、抚恤金及遗属补助费，并给予单位主要负责人行政处分。
第四十六条 在城市街道、居民住宅区等公共场所停放遗体、搭设灵棚，播放或吹奏哀乐，抛撒、焚烧冥币、纸钱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城市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予以制止，对制止无效的，可没收其物品，并处以500－1000元罚款；
第四十七条 擅自制造、销售殡仪用品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工商管理部门予以制止；制止无效的予以没收，并处以500－1000元罚款。
第四十八条 制造、销售冥币、纸扎实物等封建迷信殡仪用品的或销售棺材等土葬用品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没收，并处制造、销售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一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政部门责令改正；据不改正的，强行迁出或平毁，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并处以1000－3000元罚款。
第五十条 对为非法土葬提供车辆和其他交通工具的单位和个人，由民政部门会同公安部门吊销驾驶执照，并分别处以派车单位和驾驶员1000－2000、500－1000元罚款。
第五十一条 阻碍、干扰殡葬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聚众闹事，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殡仪服务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取财物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退赔；殡葬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其主管部门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医院未经殡葬管理机构同意，擅自允许运走遗体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或监察部门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并处以3000－5000元罚款。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加倍罚款。
第五十四条 对擅自乱发“三费”的单位，由殡葬管理机构处以3000－5000元罚款。
第五十五条 罚款和没收的财物由殡葬管理部门统一上交财政部门，专款专用，用于殡葬管理事业。
第五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十五天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做出行政处罚的机关可以申请当地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丧葬承办人，是指死者的亲属，死者没有亲属的，其生前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是丧事承办人。
第五十八条 华侨、港澳同胞以及外国人的殡葬事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九条 本办法中的具体条款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六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4月14日
刑事不起诉制度初探
摘要：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制度作了重大修改。笔者对刑事不起诉制度的性质的界定、概念的表述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刑事不起诉制度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对现行的不起诉制度的利弊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完善的意见。
关键词： 刑事诉讼 不起诉制度 立法缺陷 完善意见
中图分类号：D 文献标识码：A
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项符合诉讼发展规律和方向，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的制度。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这个修正案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废除了检察机关的免予起诉权，取而带之以扩大了范围的不起诉制度，使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然而，由于制度本身设置上的一些失误以及在具体操作中的偏差，刑事不起诉制度的内在价值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刑事不起诉制度作深入的探究，充分认识这一制度的重大意义，同时检讨现行的不起诉制度的缺陷，以期对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一、刑事不起诉制度的本质、概念的再认识
在新刑诉法颁布了四五年后的今天，当前一些实际部门的同志仍认为不起诉制度里的“有罪不诉”与免予起诉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只不过是换了个说法而已。正因为持这种看法的同志并非少数，使得我们很有必要重新界定不起诉的性质和概念。
（一）不起诉体现的是检察机关的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我国现行的不起诉制度的三种情况中除了绝对不起诉规定的六种情况（刑诉法第142条第一款和第15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从而排除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外，在另两种情形中（相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检察机关都拥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也拥有自由裁量权，它是通过免予起诉制度体现出来的。对于免予起诉制度所含有的裁量主义的功效，无论学术界、立法机关还是司法实践部门都持肯定态度。因此，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期间，立法机关采纳了关于取消这一制度的立法建议，同时将其部分纳入不起诉范围，使其所包含的起诉裁量的精神得以通过扩大了范围的不起诉得到发挥。
应当看到审查起诉中的自由裁量，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冲突，主要是惩罚犯罪、维护秩序与诉讼经济、以宽大方式实现一定的刑事政策或者保障一定的政治利益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起诉法定原则，即只要符合起诉条件必须起诉，不容检察机关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由裁量的作法，有利于惩罚犯罪、维护秩序，但事无巨细一律起诉容易导致诉讼成本过高、案件积压、效率低下，诉讼往往是不经济的；容许检察机关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由裁量，则反之。如果裁量权范围过大、权力行使中又缺乏节制，容易导致国家刑罚权在一些案件中难以得到落实，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往往不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利益，满足不了被害人要求追究犯罪、惩罚犯罪人的愿望。因此正确理解不起诉制度中的自由裁量是保证其在实际的操作中发挥最大的作用的首要条件。
（二）不起诉是检察机关对案件所作的程序上的处分，而非实体上的处分
检察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处分，表明检察机关将不向法院请求进行审判，放弃对犯罪嫌疑人的控诉。实质上是检察机关依其职权从程序上对案件所作的不予追诉的处分，而非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检察机关的职能决定了其无权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即检察机关不能处分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不起诉对案件程序上的处理，是基于对案件实体的认识，但并非实体上的处分，更不能是有罪处理。
（三）不起诉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
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对未经起诉的刑事案件，法院不得受理和审判。因此不起诉的处分决定就表明刑事诉讼将不会进入审判阶段，阻断了刑事审判的继续进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这也是不起诉决定的直接法律后果。
（四）不起诉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是相对的
根据台湾学者蔡墩铭、朱石炎的观点，案件虽经不起诉处分，无非追诉权之不行使而已，对于同一案件不过限制其再行起诉而已，该案之起诉权依然存在，并未因而消失，遇有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或者原处分所凭证物已证明其为伪造或变造，或所凭之证言，鉴定以证明其为虚伪，或所凭之法院之裁判已经确定裁判变更，或参与侦查之检察官因该案件犯职务上之罪已经证明者，得再行起诉。〖1〗
因此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力和法院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是有区别的，法院生效的实体判决，也意味着对诉讼案件程序上的终局性处理。而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显然不具备即判力的法律效力。
通过以上分析并结合刑诉法第142条第1款第2款、第140条第4款规定及司法实践我们可以把不起诉的概念表述为：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或者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具有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免除刑罚的，以及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一种处分决定。
二、刑事不起诉的价值所在
法律的价值是指作为主体的人对于作为客体的法律内涵的应有的价值因素的认识，是法律对人的需要的满足。这种价值含有两个层面：一是工具性价值，二是精神价值。前者指法是实现一定目标的手段，后者指人类对自己生存发展的秩序、条件和规则的意识，是一种社会化了的理性和理智的法需求。简言之，价值是指事物的用途或者积极作用。不起诉的法律价值，应指其在实现刑事诉讼目的中的用途或者积极作用。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诉讼价值与刑事诉讼的价值有着密切的联系。目前学术界关于刑事诉讼的价值存在着诸多争论，甚至在具体操作时，还有价值冲突。那么，不起诉制度究竟价值何在？
首先，不起诉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传统刑法注重刑罚的报应功能，刑罚强调报复和惩罚，突出刑法对犯罪实行特殊预防的作用，而单一地采取罪刑相适应原则，有罪必罚，罪罚相当；现代刑法，尤其在二战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观念的更新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开始注重刑罚的教育功能，强调教育改造，更加重视一般预防，在采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时，采取刑罚个别化原则，探寻有无惩罚的必要。西方各国战后大都实行过所谓“非刑事化政策”，即对犯罪行为不一定均需诉诸法院而适用刑罚，可以采用保安处分、社会监督等其他手段来代替 〖2〗。刑诉制度应反映和体现刑法思想。战后的现代刑法思想反映在刑诉制度上，就是重其目的性，求其合理性。在起诉程序中赋予检察官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这种思想在刑诉制度上的体现。
其次，不起诉制度有利于经济合理使用司法资源。现代法律制度除了要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诉讼经济。西方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法律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应当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作为对法律程序进行评价的一项基本价值标准，并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实现这一目标。〖3〗这就是说，法律程序应尽力缩小诉讼成本，而达到最大化收益。不起诉是检察官在审查起诉后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过滤”的结果，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案件具体情况灵活处理便宜行事的自由裁量权，使得一些构成刑事犯罪但罪行较轻，依法可以免除处罚的刑事案件，不需要经过法院审判而在审查起诉阶段就能终止诉讼，从而简化刑事诉讼程序。而刑事诉讼程序环节的减少缩短了诉讼时间，减轻了讼累，节省了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可以使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诉和审判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
第三，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越来越注重保护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尽力避免他们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侵害。对于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来讲，尽早使之脱离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樊篱，是其最重要的利益所在。不起诉正是适时地终止了刑事诉讼，从而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对被害人来讲，不起诉终止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追究，似乎不符合被害人的利益，但正确的不起诉并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以追究名符其实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为前提，与此同时，对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如果作出了不起诉决定，法律允许被害人有权申诉或直接向法院起诉决定，这就从制度上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现行不起诉制度的缺陷
应该承认和肯定，修改后的刑诉法对我国公诉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扩大不起诉范围，具体明确了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其所产生作用和具有的意义是积极的、不容置疑的。但是，不起诉制度也非尽善尽美，随着司法的实践，其不足逐渐暴露出来，这种不足既表现于不起诉适用条件的缺陷，也反映于不起诉制度中公诉转自诉改革所带来的问题。
（一）、不起诉的适用条件设定不够周密，存在漏项。
1、在审查起诉中发现类似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检察机关无公诉权，对这样的案件应作出绝对不起诉处理来终止公诉的程序为宜。但由于刑诉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与实际情况不尽吻合，因此，检察机关在作绝对不起诉决定时往往在法律的具体适用上无所适从。
2、在审查起诉中发现人民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或者案件曾经生效判决确定的，对这两类案件不能作出不起诉决定，而只能退回移送审查起诉的机关或部门，从而形成程序倒流。
3、在审查起诉中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而属于完全无辜，既无犯罪行为也无违法行为的，只能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处理，而不能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赋予人民检察院的起诉裁量权过小，抑制起诉便宜主义功效的发挥。
在我国现行的刑事不起诉制度中，人民检察院在作出不起诉时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法律严格限制相对不起诉的条件，强调相对不起诉的案件必须“犯罪情节轻微”；二是赋予被害人自诉权，“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两方面制约虽对遏制滥用起诉裁量权的倾向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又是以压缩检察机关本就有限的自由裁量权为代价的，特别是后一制约措施，赋予被害人自诉权，允许被害人不受不起诉决定法律效力的约束而转诉至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最后决定是否给予实体处罚。这又使法院成为不起诉决定有无实际效力的最终裁决者，使法院审判成了最终解决的唯一途径。这无疑有异于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之本意，也使不起诉制度的立法所追求的诉讼经济原则大打折扣。
（三）、不起诉案件转诉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法律关系冲突和矛盾。
1、被害人的自诉权与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冲突。
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无论是绝对的或是存疑的、或相对的，客观上实际承认了犯罪嫌疑人不再处于被追究的地位。据此，按照刑诉法第143条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押，应立即释放，使其重归社会享有自由之身。但是由于对犯罪嫌疑人不起诉决定法律赋予被害人向人民法院的起诉权，这使得公诉转自诉后，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到法庭决定受理被害人自诉案件这一段时间内，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首先，犯罪嫌疑人人身仍处于一种被追究被起诉的地位，仍有被人民法院传唤出庭受审的可能。其此时在精神上、思想上所受到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其次，犯罪嫌疑人因可能被追究、被起诉，其原则上不能离开居住地、不能外出，这必然在一定程序上限制了其自由活动。就此而言，赋予被害人自诉权虽提高了被害人的地位，但是被害人在享有自诉权的同时却也损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了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两者权益对抗的格局。
2、被害人的起诉权与检察机关不起诉权的矛盾。
赋予被害人自诉权，以自诉制约不诉，于防止裁量权滥用有利。但凡事均有利弊，凡事均应“二分法”来看待、评断。刑诉法第3条、第136条分别规定，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行使，“凡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由此不难看出，赋予被害人自诉权，允许被害人不受不起诉决定法律效力的约束，而向法院行使起诉权，实质上代替了人民检察院行使起诉权，分割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权。这不仅与法律规定的职权分工相矛盾，还与公诉案件的起诉权归属的法理相违背。尽管自诉权与公诉权在主观上都是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人权惩罚犯罪，可客观上检察权与自诉权在案件性质认定上已存在不可回避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讲，被害人行使自诉权是单方认为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放纵犯罪。
四、完善刑事不起诉制度的一些建议
针对上列司法实践中所暴露和反映出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完善不起诉制度，我们可以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充分发挥不起诉制度的功能。
笔者认为，现行不起诉适用条件所存缺陷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这之中，既有认识问题，也有立法技术的问题。因此要完善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在宏观上首先必须解决好两方面问题：
第一、不起诉适用条件的圈定应充分体现不起诉只具有终止公诉程序效力而没有确定犯罪的实体效力这一实质性效能，理顺并保证不起诉适用条件与不起诉实质效能的对应和协调关系。
第二、不起诉适用条件应全面包容和体现司法实践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形，不能因为某种情形在实践中仅仅是可能或出现的可能性较小而予以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