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民政府


渝府令第 217 号





《重庆市行政立法基本规范（试行）》已经2008年6月10日市人民政府第1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重庆市行政立法基本规范（试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技术规范

第一节 法案结构

第二节 法案名称

第三节 总则部分

第四节 分则部分

第五节 附则部分

第六节 其他表述

第三章 程序规范

第一节 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

第二节 规范性文件

第四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立法的技术和程序，提高行政立法的质量和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市各级行政机关依职权进行的有关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立法活动中涉及的立法技术和立法程序，适用本规范。

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涉及的技术和程序事宜，依照本规范的有关规定执行。

前款所称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综合表述时统称法案。

第三条 行政立法技术应当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一）法案形式应当服从、服务于立法宗旨和法案的内容；

（二）法案结构应当逻辑严密，条文清晰，章节设置科学合理；

（三）法案语言应当准确、简洁，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和法律语言表述惯例。

第四条 行政立法程序应当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一）注重程序合法，维护法制统一；

（二）注重程序公正，维护社会公平；

（三）注重程序公开，扩大公众参与。



第二章 技术规范



第一节 法案结构



第五条 法案结构是指法案内容按照一定顺序和要求依次排列的组织形式，包括内容结构和形式结构。

第六条 法案的内容结构应当根据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按照各要素固有的排列和连接方式，正确反映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等法律规范的逻辑关系。

第七条 法案的形式结构是内容结构的表现形式，一般按照章、节、条、款、项、目的顺序排列：

（一）法案的内容较多，有划分层次必要时，可以设章，各章之间应当有内在联系，章名应当概括反映本章的主要内容，章的顺序用序数词表示；

（二）章的条文较多且有若干组相对独立的内容时，可以设节，节名应当概括反映本节的内容，节的顺序用序数词表示；

（三）条的内容应当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每条只规定同一内容，条应当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用序数词连贯排列；

（四）一条内容中包含两层以上相互关联的意思且不宜再划分为两个以上独立的条时，可以设款，每一款应当只表述一层意思，款在条中以自然段的形式排列；

（五）条和款的内容需要细化或者列举时，可以设项，项的内容不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每项的内容只能包含条或者款中的一层意思，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小括号分段表述；

（六）项中的内容仍需细分的，可以在项下设目，目的顺序用阿拉伯数字加点表示。

第八条 法案一般分为总则、分则和附则三个部分。

法案设章节的，应当在法案名称下设目录，标明章、节的标题。



第二节 法案名称



第九条 法案名称由制定机关或者适用范围、规范事项和法案种类构成。法案名称应当完整、准确、简明。

第十条 地方性法规草案一般分为“实施办法”、“条例”、“规定”：

（一）为执行上位法而作出的实施性规范，一般使用“实施办法”；

（二）对某一方面的事项作出的较为全面、系统的规范，一般使用“条例”；

（三）对某一方面的事项作出的专项性规范，一般使用“规定”。

第十一条 政府规章一般分为“实施细则”、“办法”、“规定”、“决定”、“规范”：

（一）为贯彻法律法规，根据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而作出的具体、详细的规范，一般使用“实施细则”；

（二）对某类、某种社会关系或者某项工作作出的比较全面的规范，一般使用“办法”；

（三）对某一具体事项作出的专项性规范，一般使用“规定”；

（四）对某一重要事项或重大行动作出的部署性规范，一般使用“决定”；

（五）对某些技术性、操作性较强的工作作出的规定，一般使用“规范”。

第十二条 规范性文件一般分为“规定”、“决定”、“办法”、“通告”、“细则”等。



第三节 总则部分



第十三条 总则应当综合反映法案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基本要素。法案不分章的，应当在法案正文的开端集中表述属于总则部分的内容；法案分章的，总则部分的内容应当作为第一章。

第十四条 总则一般包括立法目的和立法依据、适用范围、行政执法机关和其他总括性的内容。

前款所称的行政执法机关指负责实施法案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其他组织。

第十五条 立法目的表述应当具有针对性，一般以“为”置于句首，并按照具体到抽象、直接到间接、微观到宏观的顺序排列。

第十六条 立法依据包括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

法律依据主要列举法案所依据的直接上位法，一般不列举间接上位法。依据几个上位法的，可以只列举主要的法律依据，之后加上“和有关法律法规”。

法律依据不得列举同位法、下位法。

事实依据是指地方的实际情况，一般表述为“结合本市实际”。

第十七条 法案的适用范围是指法案适用的地域、对象和行为。

地域是指法案适用的行政区域，一般表述为“本市行政区域内”或者“本市”；对象是指法案所调整的特定的人或者组织，一般表述为“单位和个人”；行为是指法案所调整的特定行为，一般表述为“从事（进行）××活动”。

第十八条 法案适用范围句式较长的，一般表述为“……，适用本办法”；句式较短的，可以表述为“本办法适用于……”。

法案适用范围中需排除某一部分的，一般表述为“……除外”。

第十九条 行政执法机关的表述，应当区分机构设置与职能配置情况分类处理：

（一）人民政府作为行政执法机关的，一般表述为“××人民政府负责本办法的实施”；

（二）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作为行政执法机关的，一般表述为“××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作”；

（三）依法获得授权的组织作为行政执法机关的，一般表述为“××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作”；

（四）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执法机关的，一般表述为“××、××部门负责××和××工作”；

（五）既有主管部门又有协管部门作为行政执法机关的，在按上述方式对主管部门进行表述后，协管部门应当另设一款列出，一般表述为“××、××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工作”。



第四节 分则部分



第二十条 法案分则应当体现立法目的，科学合理地规定行政机关的权力和责任、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一条 分则一般包括权利义务性规范、法律责任和救济途径等内容。

第二十二条 权利义务性规范的表述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权利性规范是指赋予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权利的规定，一般在权利主体后使用“可以……”、“有权……”等用语表述；

（二）义务性规范是指要求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履行义务的规定，一般在义务主体后使用“应当……”、“有义务……”等用语表述。

第二十三条 权利义务性规范中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裁决等内容时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实施机关、条件、程序和期限等主要事项。

第二十四条 法律责任应当与义务相对应，不履行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一般作为分则的专门部分放在分则的末尾。

第二十五条 法律责任与权利义务一般不在同一条款中规定；设定法律责任不宜笼统，处罚幅度不宜过大；罚款应当设定上限和下限。

第二十六条 法律责任中的处罚条款的表述可以采用以下方式：

（一）条文对应方式，一般表述为“违反本办法第×条规定的，由××（指实施处罚的主体）予以××（指行政处罚）”；

（二）行为归纳方式，一般表述为“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指实施处罚的主体）予以××（指行政处罚）：（一）××的（指违法行为）；（二）××的（指违法行为）”；

（三）条文对应和行为归纳综合表述方式，一般表述为“违反本办法第×条第×款规定，有××（指某种违法行为）的，由××（指实施处罚的主体）予以××（指行政处罚）”。

第二十七条 追究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责任的，一般表述为“××（指行政执法机关）违反本办法的规定，不依法履行职责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指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有权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为严格规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在法律责任部分，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与相应责任作出比较具体的表述。

第二十八条 法定救济途径一般表述为“当事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律法规对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诉讼的期限有特别规定或者已规定复议前置程序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作出专门表述。



第五节 附则部分



第二十九条 附则一般包括名词解释、过渡性条款、参照适用、施行日期以及废止条款。

第三十条 法案的实施将影响或者改变依据原立法规定获得的合法权利时，法案应当设置保留或者保护原有权利的过渡性条款。

第三十一条 参照适用本法案的，一般表述为“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二条 法案应当明确规定施行的起始日期，一般表述为“本办法自×年×月×日起施行”。

第三十三条 法案中的废止条款紧接在法案施行日期之后。

被废止的立法规定与新制定的法案名称相同时，一般表述为“本办法自×年×月×日起施行。×年×月×日施行的《××办法》同时废止”；被废止的立法规定与新制定的法案名称不同时，一般表述为“本办法自×年×月×日起施行。《××办法》同时废止”。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还应当标明文号。



第六节 其他表述



第三十四条 引用法律法规名称时，应当使用全称并使用书名号，但是注明简称的除外。

第三十五条 引用法律法规条文序号时，三个以上连续序号的表述一般使用“第×条至第×条”，不连续序号的表述一般使用“第×条、第×条”。

第三十六条 法案中“的”字结构指“的”字在句尾，省略中心语的一种表述形式，用于对条文适用的条件、主体、行为等事项的表述。

第三十七条 法案中的“除外”结构指有“除”、“外”搭配的句式，用于对条文内容作扩充、排除和例外规定的表述。一般句式为：

（一）对条文内容作扩充表述时，置于条文中间，表述为：“……除……外，还……”；

（二）对条文内容作排除、例外规定表述时，可以置于句首、条文中间或者句尾，表述为：“除……外，……”，“……除……外，……”或者“……除外”。

第三十八条 法案中的“但书”结构指以“但”或者“但是”引出的一段文字，对其前文一般规定所作的例外、限制或者附加条件的规定，表述为：

（一）规定例外情形，当法案设定的行为规范可能与其上位法或者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有交叉，为了不与上位法相抵触，可以专门作“但书”表述，一般句式为：“……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规定限制情形，表述为“但（但是）……不（不得）……”；

（三）规定附加情形，表述为“但（但是）……可以（应当）……”。

第三十九条 法案条文中宜以双音节构词的常用字，一般用“应当”、“或者”、“如果”、“按照”等。

第四十条 法案中用于指人、物或者行为的指示代词，一般用“其他”，不用“其它”；法案中的行为主体，一般均以实写表示，需要指代时，用“其”表示。

第四十一条 法案中的数字除成文日期、部分结构层次序数和在词、词组、惯用词、缩略语中作为词素的数字使用汉字外，应当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第四十二条 法案中的量词名称应当符合国家规范。凡国家明文禁止使用的长度、重量、面积、体积的数量单位，如公尺、公分、丈、寸、斤、担、立升、公升、平方公尺等，不得在法案中使用。

第四十三条 法案中应当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一般不使用问号、感叹号。

法案条文分项表述的，项的末尾用分号，最后一项末尾用句号。



第三章 程序规范



第一节 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



第四十四条 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应当按照立项、起草、审查、决定、签署、提案等程序进行。

制定政府规章应当按照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公布、备案等程序进行。

第四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或者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认为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应当于每年11月向市人民政府申报下一年度的立法计划项目。其他单位和个人也可以向市人民政府提出立法项目建议。

第四十六条 申报立法计划项目应当提交包含下列内容的有关材料：

（一）项目名称及项目负责人；

（二）立法的必要性；

（三）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四）项目筹备情况及工作计划；

（五）立法经费来源。

申报的项目是市人民政府上一年度立法计划中的调研项目或者预备项目的，还应当附立法调研报告。

第四十七条 市政府法制机构可以向社会各界征集立法建议项目，并与市政府工作部门或者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申报的立法计划项目进行汇总研究后，拟订市人民政府年度立法计划。年度立法计划应当明确立法项目的名称、起草单位或者起草方式、进度安排、工作要求。

年度立法计划于每年第一季度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属于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市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在征求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十八条 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的起草工作可以通过部门起草、委托起草、招标起草等形式进行。

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一般由申请立项的政府工作部门起草。

内容复杂、涉及多个部门管理事项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由某一部门负责起草，也可以确定由多个机构联合起草。

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的项目，市政府法制机构可以委托有关专家起草，也可以公开招标起草。

第四十九条 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应当深入调查研究，涉及有关部门职责的，起草单位应当通过书面发函、专题论证等形式充分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或者对社会有重大影响事项的，起草单位应当通过听证会、座谈会、向社会公示等形式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第五十条 列入市人民政府立法计划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起草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形成送审稿报送市人民政府。起草单位报送审查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报送审查的报告；

（二）送审稿文本；

（三）送审稿说明；

（四）送审稿征求意见的情况以及仍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作为依据的法律文件以及参照的政策文件；

（六）其他有关材料。

地方性法规草案送审稿文本一般应在条文前标明该条规定的主要内容，在主要条文后标明该条制定的依据和理由。

第五十一条 起草单位报送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送审稿，应当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

共同起草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送审稿，应当由各起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共同签署。

第五十二条 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送审稿由市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审查。市政府法制机构对报送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送审稿，应当按规定组织论证、协调和修改。

第五十三条 市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创造条件，推进立法公开，扩大公众参与。

市政府法制机构可以将送审稿通过有效渠道向社会公布，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

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或者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立法项目，市政府法制机构可以组织公开听证。听证可以会议形式进行，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必要时，听证过程可以通过电视直播。

涉及特定地区、行业的立法项目，市政府法制机构应当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可以采取现场论证的方式听取相关地区、行业的意见和建议。

第五十四条 市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客观公正地对待各种意见，并在认真研究、综合吸纳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起草部门报送的送审稿进行修改，最终形成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草案及其说明。

第五十五条 市政府法制机构应当根据市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的审议意见对地方性法规草案进行修改后，报请市长或者市长委托的副市长签署，形成地方性法规草案议案。

第五十六条 市政府法制机构应当根据市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的审议意见对政府规章草案进行修改，报市长或者市长委托的副市长签署后，以市人民政府令的形式予以发布。

本市政府规章的有效期自施行之日起，最长不超过10年。

第五十七条 政府规章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印发，并在《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和市政府指定的报纸上刊登公布，同时应当在市政府公众信息网或者市政府法制网上予以公布。

《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刊登的政府规章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五十八条 政府规章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内，按照有关规定报国务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二节 规范性文件



第五十九条 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可以根据需要编制年度计划。

第六十条 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在职权范围内进行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第六十一条 起草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应当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有关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和网络征求意见等多种形式。

第六十二条 起草规范性文件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其他部门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充分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行政机关应当在起草说明中予以说明。

第六十三条 规范性文件起草完毕，应当由行政机关法制机构进行审核，并经本行政机关常务会议或者办公会议通过后，由其主要负责人签署，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登记和备案的规定报送审查登记或者审查备案。

第六十四条 行政机关应当每隔两年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一次清理，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以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规范性文件，要及时修改或者废止。清理后要向社会公布继续有效、废止和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未列入继续有效文件目录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本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有效期自施行之日起，最长不超过5年。



第四章 附 则



第六十五条 本规范所称规范性文件仅限于本市行政机关依职权制定的除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第六十六条 本规范中对行政区域、法案的举例分别采用“本市”、“本办法”进行示范性表述。

第六十七条 法律法规对行政立法的技术和程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八条 本规范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 中国新颁行的刑事证据规定确立了实物证据的鉴真制度。根据所要鉴别的实物证据的不同，鉴真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含义：一是证明法庭上出示、宣读的某一实物证据，与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实物证据”是一致的；二是证明法庭上所出示、播放的实物证据的内容，如实记录了实物证据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实物证据的真实情况。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尽管确立了“保管链条的证明”方法，但强调通过对各种“笔录类证据”的形式审查，来验证实物证据在来源、收集、提取、制作、保管等各个环节上的可靠性。刑事证据规定还针时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分别确立了鉴真规则。鉴真制度要得到有效的实施，需要司法改革的决策者在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侦诉关系改革、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有效实施排除规则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一、引言

在证据法学理论中，证据从其表现形式上看，有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之分。实物证据是指那些以物品、痕迹、书面文件、录音、录像等为物质载体的证据形式。通常所说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等，都属于实物证据。相对于言词证据而言，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问题无论是在证据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受到了不应有的忽略。在证据能力环节上，实物证据的调查取证所要遵循的往往是一些技术性很强的手续，而难以牵涉重大的权利保障问题，即便侦查人员存在违法取证行为，也一般不会影响实物证据的真实性，因此，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上始终存在着较大的争议。[1]而在证明力环节上，司法实务界通常强调对实物证据的当庭辨认、出示或者播放，以此来审查其真实性和相关性；遇有需要运用专门科学手段的场合，司法人员最多会聘请专家充当司法鉴定人，来对实物证据的证明力发表鉴别意见，以弥补自己专业知识和判断力的不足。可以说，在实物证据的审查和采纳方面，由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做出明确的限制性规范，司法人员往往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然而，随着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的颁布实施，[2]这种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由两高三部通过的《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确立了大量涉及实物证据审查判断问题的证据规则。其中，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该司法解释在物证、书证的来源方面所确立的排除性规则：“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按照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的评价，“这个规定实质上是物证、书证证据资格的排除规定，不能排除来源非法就不应当采信。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3]与此同时，在物证、书证的收集调取程序方面，该司法解释做出了近乎繁琐的技术性规定，强调对物证、书证的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应当附有相关笔录和清单；强调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在笔录或清单上签名；强调对物品的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等加以注明……为规范侦查人员的搜集提取行为，司法解释要求法院“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及收集过程有疑问，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4]

司法解释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和收集提取过程做出如此具体详尽的规定，并为此确立两项排除性规则，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发展动向。不仅如此，《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对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的来源和收集提取过程也提出一系列相似的程序要求。例如，视听资料、电子证据要载明制作人、持有人的身份以及制作的时间、地点、条件和方法；法院要审查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经过剪辑、增加、删改等伪造、变造情形……对于视听资料经过审查难以确定真伪，或者制作和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等有异议等，法院不得将其作为定案的根据。[5]

这种就实物证据的来源和提取过程所提出的要求，其实是一种旨在鉴别证据之真实性的审查方法。在证据法学上，这种方法就是“鉴真”方法。[6]过去，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司法解释，都比较强调实物证据的鉴定问题，也就是通过专业人员的知识技能和专业设备，对案件中的专门科学技术问题做出鉴别意见，以便揭示实物证据的真实性和相关性。例如，通过对血迹、毛发、体液、皮屑的DNA鉴定，证明现场所提取的物证为某被告人所遗留，进而证明被告人到过现场；通过对某一书面材料内容的鉴定，揭示该材料内容与案件事实的相关性；通过对某一录音资料的技术鉴定，来证明录音为某被告人所留……但是，在被用作鉴定检材的实物证据本身来源不明、提取经过没有记载、保管不善的情况下，这种针对实物证据所作的司法鉴定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来源不明、提取过程不清楚或者保管不完善的物证、书证，如果连其是否真实存在过以及究竟存在于何处等，都无法得到清晰的说明，就更无法对其本身所包含的事实信息加以鉴别了。因此，在针对实物证据的司法鉴定程序启动之前，提交实物证据的一方至少需要证明该证据是来源可靠、提取合法和保管完善的，也就是该证据确实属于提交证据的一方所声称的“那份证据”，接下来进行的鉴定才是富有意义的。很显然，为揭示实物证据的证明力，司法人员通常会先后借助于“鉴真”和“鉴定”方法来做出鉴别，“鉴真”方法可以为“鉴定”提供基本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检材来源的可靠性、检材提取的规范性以及检材保管的完善性。由此，鉴真与鉴定成为对实物证据的证明力加以鉴别的两种独立方法。

司法解释对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所确立的诸多规则，显示出刑事证据规则的发展已经走到了证据理论研究的前面。迄今为止，法学界对“鉴真”问题的研究还停留在翻译、介绍英美相关证据规则的水平上。而对于“鉴真”所涉及的各种证据理论问题，还鲜有研究者展开深人的探讨。而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因为侦查人员缺乏证据鉴真意识所发生的误用实物证据的问题，已经在不少刑事案件中纷纷出现。在那些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中，这一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和严重。[7]面对司法实践中普遍出现的问题，法学界有责任做出必要的理论回应，将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上升到理论的层面。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做出初步的讨论。笔者将以中国新颁布的司法解释为范例，讨论鉴真的性质和基本方法，分析鉴真的基本诉讼功能，然后对司法解释就各种实物证据所确立的鉴真规则做出分析，对其在适用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一些反思性评论。

二、鉴真的性质

中国新近颁行的两部刑事证据规定，确立了诸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口供自愿法则、意见证据规则、量刑证据规则等一系列证据规则。这显然受到了英美证据法的影响。[8]而鉴真制度的确立，则更是借鉴英美证据法的结果。

英国刑事证据法要求提出证据的一方对实物证据的来源做出证明。尤其是在对某一物证的真实性存在疑问的情况下，法官通常会调查该物证的来源以及提取物证的整个过程。这被视为确保物证真实性的程序要求。[9]而在美国证据法中，任何一项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都应被推定为不真实的。这被视为一项十分重要的证据法则。据此，控辩双方一旦向法庭提出某一实物证据，都要承担证明该证据“确属他所声称的那份证据”的责任。一般情况下，法庭不能将证明责任转移给挑战实物证据真实性的一方。[10]

美国证据法将广义的实物证据分为物证（real evidence）、示意证据（demonstrative evidence）、书证（writing）、录制证据（recording）等多种，并分别确立了具体的鉴真规则。在美国证据法中，鉴真属于实物证据具备可采性的基本条件之一，未经鉴真的实物证据是不具有可采性的，法官可以将其排除于法庭之外。例如，对于一份物证（如手枪），鉴真意味着证明该手枪实际为被告人使用过的那把手枪；对于一份合同，鉴真是指证明它就是原告和被告共同签署过的那份合同；对于一份录音带，鉴真就是要证明该录音带确实录下了有关被告人试图贿赂某一官员的谈话过程；对于一份示意证据（绘图、照片、表格、清单等），鉴真则意味着要证明该证据准确地表述或反映了案件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方位或者有关现场的情况……[11]

而根据中国的两个刑事证据规定，对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来源以及收集、提取、保管过程，都需妥提出证据的一方加以证明；对于那些可能存在伪造、变造的实物证据，也需要通过专门的证明程序加以排除。而在这种对实物证据的真实性和同一性加以证明的过程中，勘验笔录、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和扣押清单起到了佐证和验证的作用。由此，鉴真其实成为实物证据具备证据能力的前提条件。

与美国证据法一样，中国刑事证据法也将鉴真设计成一种鉴别实物证据真实性的重要方法。按照实物证据的种类分布，鉴真可以被细分为物证、书证的鉴真，视听资料的鉴真，电子证据的鉴真。那么，究竟如何为“鉴真”做出一种准确而全面的定义呢？

根据所要鉴别的实物证据的不同，鉴真其实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含义：一是证明法庭上出示、宣读、播放的某一实物证据，与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实物证据”是一致的；二是证明法庭上所出示、宣读、播放的实物证据的内容，如实记录了实物证据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实物证据的真实情况。从消极的角度来说，前者旨在证明法庭上出现的实物证据，作为一种物质载体，没有被伪造或者变造，与举证方所诉称的实物证据是同一份；后者所要证明的则是实物证据所记载的文字、图表、声音、画像，没有发生失真的情况，真实记录了某一物体、场所、谈话、活动的情况。

前一种鉴真的定义对于物证和书证的鉴真是较为贴切的。物证是以形状、颜色、数量、重量等物理属性发挥证明作用的物品或痕迹，书证则是以其所记录的内容来发挥证明作用的证据材料。无论是物证还是书证，一般都是在案件事实发生之前或者之中所形成的实物证据，侦查人员最多只是发现并收集它们，但不能“制作”或者“制造”它们。正因为如此，对物证、书证记载的事实信息，一般不需要通过鉴真方法来加以验证，而往往要依赖司法鉴定技术的运用。例如，一把刀、一枚指纹、一滴血迹、一个脚印或者一种射击残留的痕迹，究竟包含了怎样的证据信息，这不是鉴真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要由专业人员通过司法鉴定技术才能揭示的。对于物证、书证而言，鉴真制度所要解决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庭上出现的物证、书证就是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证据，该物证、书证不仅来源是可靠的，也得到了规范化的收集提取、妥当的保管，并与最终提交法庭的证据具有同一性，其真实性不容置疑。

很明显，对物证、书证的鉴真带有“对证据载体的真实性加以鉴别”的性质。也就是说，只要物证、书证的来源是真实可靠的，提取和收集过程是规范的，证据保管是完善的，并且在法庭上出示的是提出证据的一方所声称的“那一份证据”，那么，对这类证据的鉴真过程即告完成。这种对鉴真所作的第一种定义，所强调的是物证、书证在从提取到出示到法庭的整个过程中，必须保证其真实性和同一性，以避免物证、书证出现失真的情况。这是因为，控辩双方只要对某一物证、书证的真实性提出了合理的疑问，或者对法庭上出现的证据与原来提取的证据的同一性产生了怀疑，那么，该证据的证明力也就难以令人信服了。

至于后一种鉴真的定义，则对视听资料、电子证据都可以适用。无论是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还是包括电子邮件、网络博客、手机短信等在内的电子证据，作为一种证据载体本身，它们的真实性固然是需要证明的，这一点与物证、书证的鉴真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实物证据所记录的内容，包括声音、图表、照片、图像等，究竟是否真实反映了案件事实发生时出现的谈话、活动、场景，这是需要加以认真鉴别的。对这些实物证据的内容与相关谈话、活动、场景的同一性的鉴别，就属于鉴真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了。

假如我们将物证、书证的鉴真视为一种“对证据载体真实性的鉴别”的话，那么，对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鉴真就属于一种“对证据内容真实性的鉴别”。在对后两种实物证据的鉴真过程中，证据的来源、提取、保管、出示等立体化的程序环节，主要被用来证明该证据所记载的内容是真实无误的，也就是说，这些通过高科技手段所记录的声音、谈话、活动、图像等，真实反映了案件事实发生时的情况，而没有发生错误记载、遗漏记录或者任意增加的问题。如果说物证、书证属于办案人员“收集”或“提取”的实物证据的话，那么，视听资料、电子证据则属于办案人员“制造”或者“制作”出来的实物证据。为避免视听资料、电子证据出现伪造、变造，提出证据的一方需要对这些证据所记载的内容进行真实性验证。这就需要那些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持有人、提取人、见证人出具证明材料，以便证明这些证据的内容不存在错误记载。

三、比较法视野下的鉴真方法

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对鉴真制度的确立，属于借鉴美国证据法的结果。在鉴真的具体方法上，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并没有建立证人当庭辩认的规则，也没有要求那些持有、接触、处置、保管过实物证据的人出庭作证，而只是借鉴了一种形式化的证明实物证据“保管链条”方法，要求运用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证据提取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等“笔录类证据材料”，从实物证据的来源、提取、收集、保管等各个环节来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拟通过对中美鉴真制度的比较分析，来总结鉴真的主要方法，并对这两种鉴真制度的异同做出评价。

（一）美国证据法中的鉴真方法

在物证的鉴真问题上，美国证据法确立了两种方法：一是“独特性的确认”（ready identification或unique identification），二是“保管链条的证明”（chain of custody）。前一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对特定物的鉴真，也就是某一物证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或者具有某些特殊的造型或标记，证人当庭陈述当初看到物证具有哪些特征，并说明法庭上的该项物证与原来的物证具有相似的地方。由此，证人通过当庭提供证言，对该物证与原来所看到的物证的同一性做出确定的证明。[12]

作为另一种鉴真方法，“保管链条的证明”主要适用于物证为种类物的情形。也就是说，某一物证并不具有任何明显的特征，即便组织证人当庭辩认，也无法说清楚它具有特殊的造型、标记或其他特征。在此情况下，“独特性的确认”就变得无法适用了，取而代之的鉴真方法就只能是对该物证从提取到当庭出示的完整过程的展示。所谓“保管链条的证明”，其实是指从该物证被提取之后直到法庭出示它的整个期间，所有持有、接触、处置、保管过该项物证的人，都要就其真实性和同一性提供令人信服的证言，以便证明该项证据在此期间得到了妥善的保管，其真实性不容置疑。[13]

“保管链条的证明”对于证明某一物证自始至终没有发生状态的改变，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容易被伪造、变造的物证，唯有经过每一保管链条的证明，才能使人相信这些在物品被发现时就具有的状态，在其接受检验、鉴定直至当庭出示时，都是一致存在的，而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否则，在有关物证的持有、检验、鉴定、出示或者其他处置环节出现任何形式的变化，都将被视为“保管链条的中断”。尽管这种中断并不必然导致物证可采性的丧失，但这毕竟属于物证鉴真环节上的缺陷，控辩双方可据此对该证据的可采性提出合理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