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公诉方式的设计一直是刑诉法理论上和立法上的难题,而公诉方式又涉及刑事诉讼模式的整体运行。受刑事诉讼传统的影响,两大法系国家分别采取了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两种诉讼模式,其公诉方式也相应地表现出不同的类型。前者采取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公诉方式。按此方式,检察官在提起公诉时,只能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交具有法定格式的起诉书,表明控诉一方的诉讼主张,而不得同时移送有可能使法官产生预断和偏见的其他文书和控诉证据,也不得在起诉书中引用这些文书和证据的内容;后者采取全案移送主义的公诉方式,即公诉机关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时,不仅要提供起诉书,还要移送所有的卷宗材料。[1]

　　【关键词】 新刑诉法 公诉方式 复印件主义 卷宗移送主义

　　有关检察机关刑事公诉方式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的“卷宗移送主义”到刑诉法修改后的“复印件主义”,再到当前不少学者所倡导的“起诉状一本主义”,无不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力,如今。新刑诉法的出台,又再一次确认“卷宗移送主义”的公诉案件移送方式,难道是历史的倒退,还是对现实的一种妥协?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刑事制度的实证分析,来探讨刑事案件的公诉方式的取舍。

　　一、我国现行公诉案件移送方式——“复印件主义”[2]

　　所谓复印件主义,即指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确立的人民检察院在向法院提起公诉时,不仅要向法院提交起诉书,而且要向法院移送有关主要证据复印件的公诉方式。这一公诉方式从表面上看似乎摒弃了过去全案卷宗移送的做法,兼取了“卷宗移送主义”和“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合理内涵,既能够防止法官在庭审前形成主观预断,又能够实现公正裁判。然而多年的实践却证明,“复印件主义”在司法实践中实施的情况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1、有罪推定思想指引下,公安、检察机关、法院的相互配合机制,使得办案中犯罪嫌疑人客观被“被告化”

　　实践中,不少侦查人员只收集定案的有罪证据,认为反正还有法院最后把关,图省事,怕麻烦,并且材料比较粗,在移送起诉时,并没有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对该做的工作不做,如核实被告人的无罪、或罪轻辩解或查证不同证据间的矛盾等工作。而案件一旦移送到法院,法院为尽快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也会依职权主动收集相关证据。因此,在有罪推定思想的指引下,基于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模式,共同将被告人绳之以法,实现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2、严格意义上的“庭前程序”的缺失,加剧了法官的庭前预断失误,不利于案件审判

　　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赋予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有程序审查权,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116条规定这一程序性审查工作由人民法院指定审判员进行。但是,由于全国法院实行的“大立案”改革机制,刑事审判庭无权决定刑事公诉案件的立案工作,只能无条件接受立案庭移交过来的案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立案庭只是“对刑事公诉案件进行立案登记”。所谓立案登记,只是过过手而已,不管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不管是否符合开庭审判的条件,均要移交刑事审判庭进行审理,根本不存在什么程序性审查,以至于对明显不符合开庭审判的案件,如不属于本院管辖、缺少刑诉法第150条规定的移送材料等,也立案受理。因而,复印件主义,使得审理法官无法准确判断案件的主要证据,得不到充分、全面的庭前案件信息,加大做出错误的庭前预断的风险,更加不利于案件审判和纠正法官错误。

　　3、律师辩护权利被不断弱化,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控辩双方地位平等,法庭庭审流于形式

　　诉讼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法庭庭审不可能真正达到法官中立,控辩双方举证、质证的程序正义。公诉机关在仅移送主要证据给法院前,刑事律师仅可以审阅相关的技术性材料和相关鉴定文书,及使在审判环节,他们只能查阅主要证据,刑事律师也无法掌握全部案件信息。姑且不说主要证据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主要证据,即使是,也是对被告人不利的定罪证据。基于“六部委”出台对主要证据的认定标准后,主要证据解释权也归检察机关所有。同时,辩护律师也几乎不敢提取同侦查机关相反的证据来提交法庭,一方面受制于自身的调查权受限制,另外一方面,担心侦查机关报复,以“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使自己深陷囵狱。所谓“辩护有风险,取证需谨慎。”因而,律师在庭上的辩护意见仅停留在对侦查机关已查证的证据类别和内容上,涉及到罪轻的证据提交也停留在被告人的现实表现情况等无关痛痒的证据材料收集上,而丧失其独立的法律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法律的悲哀。

　　4、不利于诉讼效率和节约司法成本

　　鉴于基层办案压力较大,对于“复印件主义”,则要求检察官提交主要证据,等待法庭的审判,并且对于经第一次开庭后,对于控辩双方来讲,都存在对法官审判突袭的可能性。律师全面听取控方所指控的犯罪证据后,提出申请重新鉴定、或要求控方查证的要求,控方也基于此可能提出调取新的证据的请求,不利于及时总结案件争议焦点,诉讼效率不高。针对普通刑事案件,要求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的做法,不但会产生大量的复印费用,而且这种做法也收不到实际效果。实践中,有些基层检察机关干脆变通处理:即在起诉书中写明移送复印件,同时移送案件时全案移送。由于检察机关或法院的现有办案考评机制,导致正常的办案程序所带来的风险被放大化,办案单位怕影响到相关职务升迁以及全体办案人员的绩效奖金发放,法院往往是先定后审,或者审了不定,待全部阅卷后再确定,达不到庭审应有的效果。因此,移送证据复印件意义不大,不以利诉讼的展开。

　　二、在职权主义的刑诉模式下探讨回归“全案移送模式”的可行性和必然性

　　站在实证分析的角度,我们要清楚我国现有刑诉模式为“职权主义”主导下的“类当事人主义”。法官在审判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基于庭前审查程序的缺失,所导致的控辩双方信息不对称,公诉方和辩护方、被告方仅具形式上的平等,而无实质意义的对立。法官在现有情况下,仍然进行实体审查,无法排除预断。因此,单纯的实施“起诉状一本主义”公诉方式,不仅不会增强庭审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反而加大了“突袭审判”的危险,容易造成对抗的随意性和发散性,不利于发现案件事实,做出正确判决。同时由于法官、律师、检察官在对案件基本事实和具体证据的了解上无法达成基本共识,势必导致庭审过程拖沓,若将所有问题(特别是起诉的形式要件)都放到开庭后解决,难免造成诉讼的不必要拖延。[3]在分析了“复印件主义”和“起诉状一本主义”存在的缺陷后,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对抗制诉讼改革的基本精神前提下,重新构建“卷宗移送主义”这一传统公诉方式,是我国现阶段一种明智的选择,同时也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首先,这符合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念的要求,即追求客观真实,保障实体公正

　　我国现有的追求客观真实的刑事诉讼理念——惩治犯罪,实体优先。法院判决的证明标准:客观真实,决定了法官在庭前必须掌握相当的案件信息。而复印件主义远远不能满足法官内心对案件真相的把握,即使不全案移送,他们也往往通过其他途径来掌握案件的相关信息,比如事先与办案单位沟通,就疑难问题询问相关承办人,做好庭审前的准备工作,而全案移送则解决了法官的这种尴尬境地。从对实体公正的保障作用看,卷宗移送主义更符合认识规律。人们对客观事物包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都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去伪存真的过程。对事物的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获取该事物的信息的增加,以及思维的演绎而发展变化。法官对案件的庭前认识,经过庭审过程,兼听控辩双方的质证、辩论,完全有修正错误认识的时间基础和信息基础。如果在公诉方提交案件卷宗和证据后,开庭审理前,同样允许被控方提交辩护证据材料,不仅有助于扩大法官的认识基础,而且有利于提升程序公正性,为证据的采信和裁判的形成提供充分的说明理由。因此,卷宗移送主义有利于保障实体公正。

　　其次,平衡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增强对抗性,保障法官引导审判

　　我国现有模式引入当事人对抗主义诉讼模式,但缺乏庭前交换程序,为体现程序公正,削弱法官预断的影响力,从目前控辩双方获取证据的能力、手段等各方面来看,控方在提起公诉时全案卷宗移送有利于辩方及时掌握全案证据,增强辩护的针对性。同时,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争点的集中也有利于形成控、辩、审三方认识的基本一致,从而纠正法官预断的偏差,进一步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因而全案移送,有利于法官实现探明诉讼焦点,依职权合理引导庭审,控制控辩双方交集,实现看得见的正义。

　　第三,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

　　在当前实行“复印件主义”公诉方式的背景下,以全案卷宗移送为手段的简易程序在实践中会很大程度上提高诉讼效率,究其原因就在于在卷宗移送方式下控、辩、审三方均对案件事实达成了一个大体相当的“基本共识”,效率自然也就提高了。如果在普通程序案件中实行全案卷宗移送,虽然不能消除三方在法律适用问题上的认识分歧,但能够在建立事实基本共识的情况下进行辩论,同样能够大幅度提升庭审效率,进而提高目前普通程序案件的当庭宣判率,这与推行试行庭前证据展示的基本目的也是一致的,是适应当前刑事诉讼效益原则要求的。

　　第四,传统“卷宗移送主义”的基本缺陷能够得到克服

　　1996年刑诉法之前适用“卷宗移送主义”,往往会出现先定后审的情况,是因为1979年刑诉法108条有一个规定,法官在开庭之前要全面审理案卷材料,要根据审查之后得出三种情况的结论,有罪的开庭审判,通知被告人可以申请律师,事实不清的、证据不足退回检察机关侦查。依法不构成犯罪,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这是第三种,要求检察院撤回起诉,这是108条惹的祸,不是移送材料惹的祸。由于目前的庭审方式已不再是过去的法官纠问式,而是吸收了大量的当事人主义的控辩对抗内容。“法庭上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被害人、鉴定人,以及对书证、物证的调查,主要由控辩双方进行,审判人员在法庭上的发问以及庭外调查仅具有补充性。因此,预断对庭审的影响大为削弱。所有用做定案根据的证据,都必须经过庭审调查。控辩双方举证和质辩,法官居中听审。听审中的信息输入不可能不对法官的错误预断产生影响。”[4] 同时,当前进行的裁判文书改革和审判监督机制的完善也间接制约了传统卷宗移送做法下的法官自由裁量权作用的发挥。

　　第五,“卷宗移送主义”模式这也是新刑诉法的程序要求,是新刑诉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刑诉法着重强化证据意识,增强庭审对抗。基于对抗的增强,新刑诉法不但扩大了律师的会见权,同时又提出更高的证据收集以及证明要求,这些规定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全案移送主义”的内涵。在全案移送模式下,侦查机关、公诉机关,不但要收集有罪的证据,而且要全面、客观收集嫌疑人、被告人罪轻、无罪的证据,通过细化的证据类别和严格证明标准的适用,从而为庭审对抗打下良好基础。这要求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至移送法院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庭前准备,积极收集证据,严格起诉证据,同时也是对法官审判的一种制约。因而,“卷宗移送主义”模式是适应新刑诉法的内在要求。

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经济特区旅游管理条例（修正）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7年2月26日深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根据1999年5月6日深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旅游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对旅游业的管理，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特区的旅游主管部门、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旅游业，是指利用旅游资源和设施，专门或者主要从事招徕、接待旅游者，为旅游者提供交通、游览、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综合性服务的行业。
第四条 深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是旅游业的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旅游主管部门），依法对旅游业实行监督管理。
区人民政府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区旅游主管部门）在市旅游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依法负责本辖区旅游业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市、区政府应当把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旅游环境，在资金、政策等方面鼓励和扶持旅游业发展。
市政府可设立旅游发展基金。旅游发展基金的管理按市政府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条 市、区政府应采取措施促进旅游事业及相关行业的协调发展。
市政府应建立旅游发展协调制度，定期召集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处理旅游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政府有关部门应依法履行各自职责，支持、配合旅游主管部门做好旅游业管理工作。
第七条 市、区政府应鼓励和支持旅游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快培训旅游专业人才，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服务质量。

第二章 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管理
第八条 各级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旅游资源。
本条例所称旅游资源，是指可供游览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第九条 市、区旅游主管部门应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旅游资源进行普查、评估，并制定旅游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总体规划。
第十条 旅游资源开发应当贯彻开发建设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方针，保证旅游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
旅游景点和旅游项目的建设，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第十一条 旅游建设项目必须符合旅游业发展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建筑风格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第十二条 禁止在旅游开发区、保护区和游览区内擅自采石、采矿、挖沙、葬坟、狩猎、毁坏林木，排放污染物，倾倒废弃物。
第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旅游项目，应当经旅游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审批立项。
第十四条 建设旅游景区、景点不得破坏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历史文化遗产。

第三章 旅游经营与管理
第十五条 旅游经营者必须依法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本条例所称旅游经营者，是指依法从事旅游经营活动的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
第十六条 从事下列旅游经营业务的，应向市旅游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一）饭店（酒店）；
（二）饭店（酒店）管理公司；
（三）旅游观光景点和休闲娱乐健身场所（包括度假村）；
（四）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规定的其他旅游经营业务。
市旅游主管部门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做出是否批准的书面答复，不予批准的应说明理由。
对国内三类旅行社经营权，由市旅游主管部门组织公开招标，实行公平竞争。
第十七条 经市旅游主管部门批准，旅游经营者领取经营许可证或批准证书后，方可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第十八条 国内其他地区的旅游经营者在特区内设立非经营性办事机构，应向市旅游主管部门备案。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境外的旅游组织或者旅游经营者在特区内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或者特区内旅游经营者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的，须经市旅游主管部门的批准。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不得从事与其经营范围不相符的活动；
（二）接受旅游主管部门对其服务质量、旅游安全、服务收费和其他经营情况的监督检查；
（三）公开服务项目、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不得以任何手段欺骗和误导旅游者；
（四）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不得擅自改变、取消服务项目，降低服务标准；
（五）尊重旅游者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利，不得强制旅游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
（六）不得将经营风险转移给旅游者或者在旅游合同中将经营风险以约定的形式强加给旅游者；
（七）建立企业安全管理责任制，配备必需的安全设施，保障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及时向旅游者告知旅游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当危险发生时，应当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八）建立企业岗位培训制度，加强对职工进行职业道德和业务技能培训；
（九）诚实信用、公平竞争，不得以任何形式扰乱旅游市场秩序。
第二十一条 实行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制度。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不得出租、转让。
第二十二条 旅行社应按国家规定向市旅游主管部门缴纳质量保证金。
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的收取、管理办法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 旅行社与旅游者应当依法订立书面旅游服务合同。市旅游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旅游服务合同标准格式文本。
第二十四条 对饭店（酒店）实行星级评定制度，星级评定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星级饭店（酒店）必须按照星级标准提供服务。
未被评定星级的饭店（酒店），不得使用星级或类似星级的称谓进行经营活动。
第二十五条 星级饭店（酒店）聘请境外或国内其他地区饭店（酒店）管理公司管理的，应报市旅游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 市旅游主管部门对《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实行年度检验制度，对星级饭店（酒店）实行年度复核制度。
第二十七条 对旅游涉外餐馆、商店和其他有关单位实行定点管理制度。定点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市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八条 旅游定点单位由市旅游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市、区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旅游定点单位进行检查；对检查不合格的，由市旅游主管部门取消其定点资格。
第二十九条 对导游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导游证书的，方可从事导游业务。
市旅游主管部门对经过培训考核符合条件的，可颁发导游实习证。持有导游实习证的，在实习期内可从事导游实习工作，实习期为一年。
第三十条 旅行社不得聘用未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导游工作。
导游员未经旅行社聘用，不得私自从事导游业务。
第三十一条 旅行社应当为旅游者购买旅游期间的人身保险。
第三十二条 旅游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必须出示有效证件，文明执法，并为旅游经营者保守商业秘密。

第四章 旅游者的权利与义务
第三十三条 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本条例所称旅游者，是指离开自己的住所，进行游览、度假、探亲访友或其他形式消费的自然人。
第三十四条 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享有下列权利：
（一）要求旅游经营者全面、真实提供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和其他有关情况；
（二）自主选择旅游经营者及服务方式和旅游商品，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三）要求旅游经营者严格履行合同的约定，保证服务的内容和质量；
（四）人身、财产安全得到保障；
（五）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
（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获得赔偿；
（七）法律、法规规定和旅游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第三十五条 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
（二）遵守旅游区的规定，尊重旅游区域的风俗习惯；
（三）保护旅游资源、环境和旅游设施；
（四）维护旅游秩序，听从旅游服务人员的善意劝告；
（五）法律、法规规定和旅游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三十六条 境外旅游者在特区内进行旅游活动享受国民待遇的实施办法按市政府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七条 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与旅游经营者发生争议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选择以下途径解决：
（一）与旅游经营者协商；
（二）向市旅游主管部门、旅游质量监理机构或消费者委员会投诉；
（三）有仲裁条款的，可提请仲裁机构仲裁；
（四）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前款（三）、（四）项不得同时并用。
第三十八条 旅行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旅游者可向市、区旅游主管部门或旅游质量监理机构投诉要求赔偿：
（一）旅行社因过错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服务质量，造成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二）旅行社的服务未达到国家或行业规定的标准，造成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三）旅行社出现解散、歇业、破产或其他终止情形，造成旅游者预交的旅游费和其他有关费用无法退还的；
（四）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规定的应该用保证金赔偿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九条 市旅游主管部门或市旅游质量监理机构收到投诉决定受理后，应及时通知被投诉的旅行社。被投诉的旅行社应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作出答复。
旅行社拒绝赔偿、无力赔偿或未予答复的，市旅游主管部门应在三十日内作出是否用该旅行社交纳的质量保证金赔偿的决定。
第四十条 市旅游主管部门决定用保证金向旅游者支付赔偿金后，应负赔偿责任的旅行社应向市旅游主管部门补足其应交纳的保证金的数额。旅行社交付的保证金不足以赔偿旅游者损失的，市旅游主管部门应该作出决定，由旅行社向旅游者支付赔偿金的不足部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应负赔偿责任，并由市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由市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擅自从事旅游业务经营活动的，由市旅游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没收非法经营额，并处非法经营额一至二倍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由市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应向旅游者赔礼道歉，退还相应的费用；给旅游者造成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市旅游主管部门应对旅游经营者予以警告，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并可暂扣或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市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暂扣或吊销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市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警告或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有非法所得的，没收非法所得。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由市旅游主管部门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因旅游者的过错造成旅游资源和旅游设施损坏的，旅游者应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市、区旅游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监察部门依法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对市旅游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行政复议机关申请复议，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市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一九九七年五月一日起施行。


（1999年5月6日深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深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了深圳市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提请审议修改〈深圳经济特区旅游管理条例〉的议案》，决定对《深圳经济特区旅游管理条例》第十六条作如下修改和补充：
一、删除第（一）、（五）两项关于“旅行社”、“旅游咨询”的规定，本条第一款各项序号作相应调整；
二、补充一款作为第三款，即“对国内三类旅行社经营权，由市旅游主管部门组织公开招标，实行公平竞争”。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1997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