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刑事案件办案程序（试行）
最高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查办案件的需要，特制定本程序。

第一节 受理案件的范围和案件来源
第一条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刑事案件的范围，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案件管辖范围的分工执行。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的来源：
一、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控告和检举的；
二、个人控告和检举的；
三、党委、人大常委、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的；
四、有关机关移送的；
五、犯罪人自首的；
六、人民检察院自己发现的。
第三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向人民检察院控告、检举犯罪、用书面形式提出。个人向人民检察院控告、检举犯罪，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口头提出。检察人员接受口头控告、检举时，应将控告、检举写成笔录，经控告、检举人确认无误后，由控告、检举人签名或盖章，同
时向控告、检举人讲明诬告应负的法律责任。
控告、检举人如果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姓名，在侦查期间，应当为他保守秘密。
第四条 犯罪人坦白、自首可以用书面形式或口头陈述。对口头自首的，检察人员应作好笔录，记明犯罪的具体事实（包括时间、地点、情节、手段、后果等），经自首人核对无误后，签名或盖章。记录人亦应在笔录上签名。
第五条 对于个人的控告、检举、犯罪人的自首和其他单位移送的案件都应当接受，其中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范围的，应当及时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通知控告、检举单位或控告、检举人。对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移送。

第二节 立案前的审查和立案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控告、检举、自首、移送、交办和自已发现的违法犯罪材料，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并分别情况，进行处理。
一、经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即填写《立案请示报告》，经检察长批准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制作《立案决定书》。按照案件管理制度的规定及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不应当立案的，应用书面形式及时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予以撤销。下级人
民检察院有不同意见时，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复议。复议结果应及时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执行。
《立案决定书》内容包括：被告人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务、案由和案件来源、主要犯罪事实、决定立案的根据等。
二、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予立案的，经科、处长或检察长批准后，应制作《不立案通知书》，将不立案的原因和理由通知控告、检举单位或控告、检举人．控告、检举单位或控告、检举人不服，可以申请复议，复议的结果，应当通知控
告、检举单位或控告、检举人。
三、经审查认为控告、检举的犯罪事实不清、需要补充材料才能确定立案或不立案的，可以通知控告、检举单位补充材料，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派人直接调查，或者配合有关部门联合调查，对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立案侦查；认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
任的，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并通知原控告、检举单位或个人。
第七条 对于有关部门随案移交的调查材料，必须认真审查核实，经主办案件的检察员认定签字，才可作证据使用。
第八条 县级以上干部、知名人士犯罪需要立案侦查的，按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由相应的人民检察院向有关部门通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犯罪，需要立案侦查的，应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相应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报。
第九条 受案后，对于需要勘验现场的案件，应迅速组织力量勘验，以发现和收取犯罪痕迹和证据。

第三节 侦 查
第十条 立案侦查的案件，应当制定侦查计划，经主管科、处长或检察长批准后实施．侦查计划的内容包括：应查明的问题和追查的线索、侦查的方法、步骤、措施、时间、注意事项、参与侦查人员的职责分工等。
第十一条 从事侦查工作的人员，凭人民检察院的证明文件向有关单位和人员收集、调取证据。对于不能调取的证据，可以拍照、复制。
第十二条 对不需要拘留、逮捕的被告人，可以传唤到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检察院指定的地点进行讯问，也可以到被告人所在单位或住处进行。对在押的被告人，应填写《提押证》，前往看守所进行讯问，或者提到人民检察院讯问。
在讯问被告人时，办案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第十三条 传唤被告人，应使用《传讯通知书》。经过传唤无故不到的，经科、处长批准，可以拘传。拘传要出示人民检察院的《拘传证》。
第十四条 讯问被告人前应作好充分准备，熟悉案情和适用的法律条款，作出讯问计划。讯问时既让被告人陈述有罪情节，也允许被告人作无罪辩解，并可以结合案情进行必要的政策、法律教育。
第十五条 讯问被告人，要作好讯问笔录（可以录音、录象）。讯问笔录应交被告人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如笔录有差错、遗漏，应当允许被告人更正或者补充，经核对无误后，由被告人逐页在笔录上签名（盖章）或者捺指印。讯问人员和记录人员亦在笔录末页上
签名。如果被告人拒绝签名（盖章）或捺指印的，应在笔录上注明，被告人可以自行书写供词，检察人员也可以让被告人书写供词。
第十六条 询问证人，应个别进行。询问前，应告知证人要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应负的法律责任。询问时，办案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询问证人和被害人要作好询问笔录，询问笔录应交被询问人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如笔录有差错、遗漏，应允许被询问人更正或补充，经核对无误后，由被询问人签名或盖章。询问人和记录人员亦应在笔录末页签名。
第十七条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应告知他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
第十八条 为了发现和搜索犯罪证据，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等应当在检察人员主持下进行勘验、检查，人民检察院可以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也可以请公安机关协助，共同进行，检察人员主持或参与勘验、检查工作，必须持有人民检察机关的证明文
件。被告人如拒绝检查，检察人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强制检查。
现场勘查必须邀请两名与案件无关、为人公正的公民作见证人。公安司法人员不能充当见证人。

第十九条 侦查中，如有必要由受害人、被告人、证人对某些物品、文件、尸体或参与犯罪的人进行辨认的时候，经科、处长或检察长批准可以进行辨认。在组织对人的辨认时，应将被辨认的对象混杂在三个以上年龄、衣着、体貌等特征大致相似的人当中，进行辨认。辨认应当分别进
行。在辨认前，应详细询问辨认人，要其陈述被辨认的人或物有哪些突出的特征。不能让辨认人事前看到所要辨认的对象，在辨认过程中，检察人员不能对辨认者给予任何暗示。

第二十条 勘验、检查、辨认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参加勘验、检查、辨认的人和见证人、检察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第二十一条 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或聘请有专门知识并和本案无利害关系的人员进行鉴定。
第二十二条 聘请鉴定人应先由人民检察院写出《聘请书》，通过鉴定人所在机关、团体聘请。进行鉴定前，应向鉴定人送达所需鉴定的文件、物品、痕迹、帐薄、凭证以及有关材料，并提出要求鉴定解决的问题。鉴定后应写出鉴定结论，由鉴定人签名或盖章。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如
果被告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第二十三条 为了确定案件中某种事实情节的存在或者不存在，在必要的时候，经检察长批准，可以进行侦查实验。但要禁止一切足以造成危险、侮辱人格或有伤风化的行为。侦查实验的过程和结果，要全面、详细、准确地记录下来。参加实验的人应在笔录上签字或盖章。
第二十四条 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检察人员可以对被告人以及可能隐藏罪证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搜查时应出示《搜查证》，并有见证人在场。《搜查证》应由检察长签发。
在执行拘留、逮捕时，遇有紧急情况，不另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
第二十五条 检查和搜查妇女的身体，应由女工作人员进行，检查身体，必要时也可由医师进行。
第二十六条 搜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检察人员、被搜查人或者家属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如果被搜查人在逃或者他的家属拒绝签名、盖章，应当在笔录上注明。
第二十七条 对于扣押的物品和文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查点清楚，并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两份，由检察人员、见证人、被搜查人或其家属签名或者盖章，一份交被搜查人或其家属，一份附卷备查。
第二十八条 需要扣押被告人的邮件、电报或者冻结被告人银行存款的时候，应经检察长批准，填写《决定扣押邮件、电报通知书》、《停止支付储蓄存款通知书》，分别通知邮电部门和银行执行。
第二十九条 对于已决定扣押的邮件、电报和冻结的存款，如不需要继续“扣押”或者“冻结”的时候，应当按原审批手续填写《停止扣押邮件、电报通知书》或《解除停止支付储蓄存款通知书》，分别通知有关部门，停止扣押或者解除冻结。
第三十条 对于扣押的物品、文件、邮件、电报，应妥善保存，不得动用、调换或毁损。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迅速退还原主或者原邮电部门。
第三十一条 检察人员遇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检察人员回避。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复议一次。检察人员的回避由检察长决定；检察长的回避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
定。对侦查人员的回避作出决定前，侦查人员不能停止对案件的侦查。

第四节 侦查中的强制措施
第三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在侦查中可以使用五种强制措施，即：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
第三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在侦查过程中，对于犯罪分子犯罪后企图行凶、自杀、逃跑以及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等情况，确实需要先行拘留的，填写《呈请拘留审批表》经检察长决定后，填写《拘留人犯通知书》通知公安机关填发《拘留证》并执行，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派员协助
。并按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四条 逮捕人犯，应当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执行。逮捕人犯应填写《逮捕人犯审批表》，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并签发《决定逮捕通知书》通知公安机关填发《逮捕证》并执行，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派员协助。同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上级人民检察
院发现错捕，应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
应当逮捕的被告人如果在逃，可提请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归案。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干部和知名人士犯罪需要逮捕的，由相应的人民检察院按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后审查决定。与有关部门意见有分岐的，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地方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犯罪需要逮捕的，应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相应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同意逮捕意见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如属现行犯被拘留，决定拘留的
机关必须立即报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三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已拘留、逮捕的被告人，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进行讯问。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被拘留、逮捕人家属或者所在单位。
第三十七条 对被告人需要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时，应经检察长批准。取保候审，应填写《取保候审决定书》，由保证人出具《保证书》。监视居住，应制作《监视居住决定书》，并填写《监视居住委托书》，由当地公安派出所执行，或者交由受委托的当地政府部门、被告人所
在单位执行。对被监视居住的，应根据案件和被告人的具体情况，指定不得离开的区域。
以上两种决定书都应向被告人宣读，并让被告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三十八条 对已经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如果需要撤销时，应经检察长批准，发出《撤销取保候审通知书》或《撤销监视居住通知书》，通知保证人、当地公安派出所、受委托的单位、被告人；需要逮捕的，应及时办理逮捕手续，予以逮捕。
第三十九条 对于被羁押的正在受侦查的被告人，不能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内办结，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办法对社会没有危险性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变更强制措施，改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期间，不计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办案期限，但是不能中
断对案件的侦查。解除羁押时，应制作《决定释放通知书》通知公安机关执行。经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的人犯，需要变更或撤销强制措施的，应请示原决定逮捕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
第四十条 已逮捕的被告人，在侦查中的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两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应在羁押期限届满七天前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和流窜作案的、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在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
定的侦查羁押期限内不能办结的，应在羁押期限届满十五天前提出申请报告，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二个月；在侦查期间，发现被告人另有与原来立案的性质不同的罪行，可以经检察长批准补充侦查，重新计算羁押期限。改变管辖的侦查、起诉案件，从
改变后的办案机关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办案期限。对被告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凡延长羁押期限，都必须按规定办理延长羁押期限手续。

第五节 侦查终结
第四十一条 对于已侦查终结的案件，应由承办人写出《侦查终结报告》，提出提起公诉、或免予起诉或者撤销案件的意见，对于共同犯罪案件中不构成犯罪的被告人，应提出不起诉处理意见。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审查决定后，分别制作《起诉书》、《免予起诉决定书》、《不起
诉决定书》《撤销案件决定书》并按照规定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四十二条 提起公诉的案件，应当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
第四十三条 免予起诉的案件，应当是已经构成犯罪，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
对于免予起诉案件的赃款赃物、违禁品、作案工具等，须经检察长批准后予以收缴，并填写收缴赃款、赃物清单和《没收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被告人，一份存档，并在《免予起诉决定书》的附注栏内注明。对被告人免予起诉决定后，应将免予起诉决定书送交被告人及其所在单位
。如其在押，应当立即通知公安机关释放。免予起诉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对被告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并监督当事者双方达成协议。在执行协议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可以自诉到人民法院审理。
第四十四条 对决定撤销的案件，应填写《撤销案件决定书》，分别交被告人所在单位，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存档，有通知被告人必要的，可交被告人一份。如被告人在押，应当立即通知公安机关释放。
第四十五条 已经侦查终结的案件，准备起诉的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
第四十六条 起诉以后，由人民法院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
第四十七条 对于控告、检举材料，经审查认为被告人不需要作刑事处罚或决定免诉、撤销案件或不予起诉，需要移送有关机关处理的；以及查处案件中发现发案单位在工作和管理方面存在漏洞或问题的，应向有关机关发出《检察建议书》，并请他们将研究处理结果告诉人民检察院。


第六节 其 他
第四十八条 对于决定起诉的案件的提起公诉、出庭支持公诉、审判监督工作以及本程序有关逮捕、起诉、免予起诉的未尽事项，参照本院《刑事检察工作试行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九条 军事检察院、铁路运输检察院直接受理刑事案件的办案程序可参照本程序自行制订。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五十条 关于案件材料归档立卷制度另行规定。



1986年3月24日
国家侵权更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自本人从事法律职业以来，对国家侵权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一直便有些大惑不解。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面临修改之际，关于国家应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自然是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公众和广大法律学者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本人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在办案过程中也难免会碰到当事人请求国家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些许问题，故此连缀属文，可谓有感而发。另外，本人更是希望通过拙作能够就教于大家并一道探究一下国家侵权该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下面本文就相关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释述：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实质是什么？
对自然人而言，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对其造成侵权损害后果，我们都可将损害后果分为直接物质利益的损失（物质财产的毁损灭失或失去获取物质利益的机会）、生命、健康和人身自由的损失（丧失或被不当剥夺正常情况下应该享有的生命权、健康权和人身自由）、人格、名誉和精神不受非法折磨的损失（本人或亲属遭受名誉贬损、社会评价降低和精神极度痛苦、忍受心灵上的折磨）等三种类型。需要说明的是，对被侵权对象造成的精神类疾病应属于人身健康方面的损害，而不是纯粹精神方面的损害；当然，失去生命、健康、财产、人身自由或人格、名誉受损与精神上遭受痛苦或忍受折磨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精神上的痛苦毕竟是一种加重的损害后果，是客观存在且完全可以独立开来进行分析的一种损害后果。所以，针对此三种类型的损害后果所应采取的赔偿或救济措施也应当是三种表现形式，即对直接物质利益损失的赔偿（金钱方式赔偿）、对生命、健康和人身自由的损失的赔偿（生命无法恢复，只能对其亲属进行精神抚慰；健康可一定程度上进行再恢复，以康复治疗费的形式出现，无法恢复的只能进行精神抚慰；已失去的人身自由不可再恢复，只能进行精神抚慰）、对人格、名誉和精神不受非法折磨的矫正或抚慰（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精神抚慰，以给付一定数量金钱或物质利益的形式予以安抚已遭受的心灵痛苦或创伤）。通过以上简要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明白：精神损害赔偿的实质就是通过给付一定数量金钱的形式对被侵权对象所实际遭受到且已达到一定程度的精神痛苦或心灵创伤的抚慰。

二、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从我们古老文明历史所留给人们美好的记忆看，似乎国家（古时又称“天下”）从产生之初就带有相当的社会公益性质，要不人们怎么会对古代的“三皇五帝”时刻怀念且赞不绝口呢？“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更是留下了先人们永远的丰碑。史书上曾赞称（非原文）：大禹为治水，常年辛苦在外，衣服已破烂不堪，小腿上都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可是后来的子孙们却未能效仿先人们的贤德和公益之心，完全将天下看作是私人的产业且贪婪地将其据为己有，为了得到它，还不惜弄到肝脑涂地、家破人亡的地步。现如今，人们终于明白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的道理。用现代时髦的话说就是“国家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存在的公共权力组织”、“国家是每个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共同缔结的社会契约”等。且不管人们是否同意或认可这种理论，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现在的国家多为民主的国家，国家的主要职能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协调发展，而非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工具。用一种道德语言来表述：国家的存在应该是一种最高的“善行”，国家惩治“恶行”是为了更好的彰显其“善性”。所以，从国家存在的道义基础上讲，国家侵害其公民权益而不承担责任是违反其“善性”的，国家应当对其侵权行为负起道义上的责任（同时也是法律上的责任），否则，国家存在便失去了其作为“善行”而存在的道义基础。

三、国家提供的服务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服务？
既然国家是一种社会公共权力组织，那么这种社会公共权力组织的存在和运行就不可能是免费的，是需要成本和代价的。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政治企业，那么它所消耗的成本包括国家机关设立和正常运转所需的费用、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和各项福利费用、国家直接投入到公益性事业的费用等，以上所有成本支出最终都是以税费的形式“取之于民”的（就连公民向法院提起解决个人纠纷的诉讼都是需要个人再交纳一份“诉讼费用”的），是以财政分配的形式花费出去的。既然已投入了税费成本，那么在国家花费了上述税费成本后，它的产出或效益又是什么呢？很明显，它的产出或效益就是国家要为社会公众提供有效的社会公共服务，这种有效服务体现为良好的社会风气、健全的法治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充分尊重等，而不可能也不应当是社会风气不正、法治环境不良、市场竞争秩序混乱、个人自由或权利得不到应有尊重的服务。另外，国家提供的服务是通过其“代理人”（即代行国家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来提供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为社会提供的服务还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或强制性，因为社会公众或单位是不可以任意选择替自己服务的国家机关的。所以，我们可以将国家提供服务的性质定性为一种强制性的有偿服务。既然是一种有偿的服务，那么它的公民就有权利期待得到相应的、有一定质量水准的服务，而且当这种服务存在瑕疵或导致公民权利受损时，公民还有要求改善服务质量并有要求给予赔偿的权利。

四、国家与公民个人或社会单位相比孰为弱势？
国家整体作为一个社会公共权力组织，为了发挥和实现其职能，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各级或各类别的职能机关、可以拥有军队和警察、可以制定法律或政策、可以进行国际间的交往、可以向社会征税、还可以为维护社会治安和打击刑事犯罪对公民个人的生命、人身自由和财产进行剥夺或限制、对各类特殊社会事件进行紧急处理等。国家所拥有的上述权力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公民个人或社会单位所无法享有的，是最高的、也是最强有力的。虽然在民事或经济上，国家可以作为一个私权利主体与普通公民或社会单位进行等价有偿的平等交易，但是国家作为管理者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在强大的国家面前，公民个人或一般社会单位显然是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如果国家对侵害公民个人或一般社会单位的权利（包括给公民造成精神损害后果）不给予赔偿的话，那么公民个人或一般社会单位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国家是强者，也是最终裁判者，是否给予赔偿，完全取决于国家的自觉。但是如果国家已经通过立法行为要求比自己弱势的公民个人或一般社会单位对给他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必须承担赔偿责任的话，那么对它自己的侵权行为至少也应当承担同样的责任。因为古语说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假如国家要求一般公民或社会单位必须承担的责任而自己竟然不承担的话显然是于理于情欠通的。因为对遭受精神损害的受害者而言，不管对其造成精神伤害的行为是来自于国家，还是来自于一般社会公民或单位，其所遭受的精神痛苦都是一样的。

五、国家在什么情况下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毋庸质疑，对精神损害的量化确实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精确化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无法对其做到精确量化就否认它的客观存在从而拒绝对它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为现实世界的许多事情是必须要求在模糊状态下来进行处理的，就连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都存在“测不准原理”，何况是在人类的思想或精神领域呢？不过，不能精确量化的东西至少可以做到“大概化”或“区间化”才有实施或操作的可能。对精神损害赔偿而言，我们也必须将其进行“大概化”或“区间化”的处理才可确定赔偿的范围或标准问题。原则上讲，国家对公民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标准”是国家已经侵害了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权，也就是说，只有国家侵权造成同侵害公民人身自由权相当或更严重的侵权后果时，国家才可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凡是对低于此“基础标准”的侵权损害后果，则国家不承担精神损害后果的赔偿责任，比如对国家只侵害公民的财产性权益的行为。尽管对某些人而言，失去了财产比要他命还重要，会让其在精神上遭受极大的痛苦，但是“身与货孰轻”，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还是人身自由或生命权远高于财产性权益。在具体实施或执行过程中，国家还可以根据公民的生命、人身自由、身体健康、人格名誉等所实际遭受侵害的程度，对精神损害赔偿确定不同等级的大致标准，并且还应当大大提高精神损害赔偿的实际数额。

六、有没有更好的国家精神损害赔偿救济方式？
也许人们会担心，若国家对其侵权行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话，很可能会导致国家财政负担太重、国家赔不起的后果。有没有一种比较理想且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本人曾在《关于建立国家损害赔偿保险基金制度的初步设想》一文中提到将社会保险和基金管理制度引入到国家损害赔偿制度中去的设想。本人大概估算了一下，如果让每位代行国家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平均每人每月拿出五元钱去投保公共职业险（属于创造性的强制新险种，具体交纳数额应根据其职业侵权风险系数核定）、让不同级别的国家机关或执法部门平均每家每年交纳一万元的的执法公正保险金（属于创造性的强制新险种，具体交纳数额应根据其执法侵权风险系数核定），那么我们所得到的用于国家赔偿的资金按目前的国家赔偿总额计算即便是再增加二十倍也是绰绰有余的。而且让国家公职人员去投保公共职业险也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担当国家公职的人员是国家公权力的代理人，它们的工作性质是代表国家、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去行使公权力。国家侵权实际上国家公职人员的侵权。每个担当公职的人员是要从国家（国家的钱即是纳税人的钱，也是公民的钱）领取工资报酬的（包括获取各种荣誉、地位和自豪感等），也就是说，其提供的服务也是一种有偿服务，而且其担当国家公职是一种自愿行为，从契约角度讲，其必须提供与其获取工资报酬相应的正确行使国家公权力的优质服务，至少不应是低劣的侵权服务。从社会职业角度讲，从事国家公职与其他社会职业（比如医生、律师等）没有什么区别，让其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所可能产生的侵权损害后果去投保公共职业险没有什么不应该的理由。

我们无须再多言些什么，因为我们对国家该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已经表述的比较清楚了。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精神损害后果是客观存在的。国家与一般公民或社会单位比，国家对其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后果更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且比较好的赔偿实施办法也是有的，关键是看代行国家意志的人有没有决心去推行而已。


2006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