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其中现象”的反思：浮躁与法治

2000年1月25日《检察日报》
　　这是一个“明星”辈出的时代，
　　也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
　　面对这一切，人们便不能自己地浮躁起来。

　最近，许多报刊都以或长或短的篇幅报道了牟其中因诈骗嫌疑在武汉接受审判的消息，于是这位已近乎被人淡忘的“中国首富”（或首骗？）又一次成了大众关注的新闻人物。牟其中究竟是否有罪，自有法院裁判，笔者无意评论。然而，牟其中人生轨迹中呈现出来的巨大落差，却使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无庸讳言，牟其中曾经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偶像式人物”。但是，曾几何时，他竟“破落”到被捕时身上只有500元钱的地步。而且，他并不是当今社会唯一制造这种强烈反差的人物，因为在他的前后左右，人们还可以看到禹作敏、褚时健……我觉得，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很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牟其中现象”。
　　一、追求轰动的心态特征是浮躁
　　毫无疑问，牟其中是个善于制造轰动效应的人。当他用国内轻工业产品从前苏联换回4架“图－154”飞机的时候，很多人都对他的敢想敢干佩服得五体投地。牟其中有一句格言：“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于是，他不断发挥着自己超人的想象力，激动豪迈地向世人宣布要放俄罗斯卫星、要把三峡人移民美国、要炸开喜马拉雅山南水北调、要在满洲里投资100亿、要在陕北投资50亿……然而，他并没有踏踏实实地经营他的企业，没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他的事业，而是迷信“用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和“用银行的钱为自己生钱”的“空手道”原则，认为谎言说得越大就越有人信。结果，那些巨大的神话式肥皂泡相继破灭，他自己也终于被国家公诉机关送上了法庭。
　　有人认为牟其中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进程中扮演了一个相当“悲壮”的角色。然而，我在那“悲壮”的后面还读出了另外两个字，那就是“浮躁”。浮躁是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从词义上看，“浮”是漂在水面或空中，其特点为虚和动，所以有“浮名”和“浮财”之说；而“躁”则表示情急且不静，往往还可以引伸出轻率求进和追名逐利等含义。牟其中急于赚大钱，急于制造轰动，便把自己的事业建成虚无飘渺的海市蜃楼，但是他静不下心来，只能成为昙花一现式的“风云人物”。归根结底，这还是“浮躁”两字在作祟。
　　在牟其中这类“风云人物”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物的两个对立方面：一方面是美好的、趋新的；另一方面是丑陋的、守旧的。他们西服革履，坐着汽车飞机，经营着现代企业，但是他们的骨子里还残留着陈旧的传统思想习惯，因此他们用封建家长或庄主的“统治”方式管理着现代企业。毫无疑问，在他们这种人的个性中存在着浮躁的潜质，因此当社会环境中出现了适当的条件时，其内在的浮躁就立即外化为行动，并且有可能取得一定的成功。而行动一旦成功，他们就会更加浮躁。从这种意义上讲，浮躁有可能使他们成为名人，而名气与权势又使他们更加浮躁起来，甚至目空一切地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认为自己的名气与手中的权力或“关系”可以无往而不胜。
　　二、浮躁是无序社会的形象
　　浮躁的名人和名人的浮躁已然成为一种时代的潮流。一般来说，名人都是在生活中不甘寂寞的人。真正是“一不留神”而成为名人的，确属凤毛麟角。当然，名人也是人，本来跟大家都差不太多，只是由于某些方面的才能和机遇才“名”了起来。有些人“名”起来后就情不自禁地以为自己是“高人”或“超人”，甚至不由自主地有点儿无法无天。其实，无论是影星、歌星、球星，还是新星、明星、巨星，基本上都属于“人造星”，特别是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之中。有人“追星”，就有人“造星”；“追星”的人越多，“造星”也就越成为一种时尚。有的“星”靠别人造，有的“星”靠自己造；有的“星”是精工细造，有的“星”是粗制滥造。在浮躁的社会中，“造星”也浮躁。由此可见，牟其中也是浮躁社会的产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既给人们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大好机会，也猛烈地冲击着那些本来就潜藏着浮躁的心灵。环顾四周，有人一夜暴富，有人一举成名，有人一步登天。于是，很多人都喜欢上了“快餐”和“速成”的生活方式。既然做生意可以一夜暴富，何必还辛辛苦苦地原始积累？既然在演艺圈里可以一举成名，又何必去认真练习什么基本功？既然读书求学可以“速成”，谁还愿意去忍受十年寒窗苦？既然做学问可以“一年磨十剑”，傻子才会遵守什么“十年磨一剑”的古训！这是一个“明星”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面对这一切，人们便不能自己地浮躁起来。于是，经商的人浮躁，治学的人也浮躁；老百姓浮躁，当官儿的也浮躁。人们都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都在做着浮躁的梦。这确实是一个浮躁的社会。

　　由此可见，浮躁既是一种心理状态也是一种社会状态。人们的浮躁心理折射着社会中的浮躁现象。然而，社会的浮躁是社会无序的一种表象。换言之，正因为社会中缺少稳定的良性秩序，所以人们才容易产生浮躁心理。这是一种互动式恶性循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人们在车站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如果大家都遵守公共秩序，人们就会踏踏实实地排队等待自己的上车机会；如果有人不老实地加塞儿而没有人管，没有秩序，别人也就会跟着往前挤，整个人群就会表现出一种浮躁的心态。
　　三、法治拒绝浮躁
　　法律是人类精神的理性化产品。在这一点上，法律与文学艺术类精神产品有很大区别，因为后者所反映的人类精神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法律的基本精神是追求公正、自由、民主、发展、幸福等人类价值观念的实现。法律的基本功能是协调社会中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和规范人们的各种非理性行为。作为社会群体的成员，人的本性中存在着个体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的趋向，前者要求自由，后者要求秩序。法律要平衡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矛盾，就必须以理性的思考为基础，就必须形成理性的规范。因此，法律精神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是冷静思考的产物，不是一时的冲动，也不是浪漫的梦幻。法律不应该是浮躁的产物。
　　法律的精神必须通过法治来实现。没有法治的保障，公正、自由、民主、发展、幸福等美丽的辞藻都将是一纸空文。法治的基本目标就是以法律的精神为基础，建立一种稳定和谐、能够维持良性运转的社会秩序。换言之，法治的核心内容就是社会生活的秩序化。毫无疑问，法律秩序要有适时性，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作出相应的变化，但是法律秩序更要有稳定性，因为稳定是秩序的基本特征。由此可见，法治拒绝浮躁，浮躁无法实现法治。
　　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法律是作为社会无序状态的对立物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法治的加强往往也是社会动乱和无序状态的逆向结果。例如，在中国历史上，“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照公六年》）在西方国家，由于雅典城邦国家和古罗马的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导致了社会生活的无序状态，所以它们也都较早地建立了相对健全的法律制度。
　　在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无序的状态和各种各样的浮躁现象。但是要实现法治，我们必须对其加以限制和排斥。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无序的后面必然是有序。展望未来，中国必将从无序的社会状态进入有序的法治社会状态。不过，这个过程也可能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完成。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当然也不能浮躁。
　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你是什么人，有多大的名气，有多少钱，都必须遵守法律。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对“名星”一般都比较宽容，有时甚至会把他们的缺点当成优点，会把他们的陋习视为美德。据说，只有这样才称得上真正的“追星族”。但是法律绝不能加入“追星族”的行列，否则就是浮躁的法律。如果法律也浮躁的话，那么社会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法治。从这个意义上讲，牟其中等“明星人物”接受审判本身就标志着法治的进步，标志着社会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化。因此笔者奉劝各路“明星”在法律面前好自为之，切忌浮躁。否则，成也“浮躁”，败也“浮躁”！
　　摘　要: 由于对毒品犯罪的立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中对毒品案件存在很多争议。本文认为对《刑法》第347条的罪数选择认为应对主行为定罪而不应按数行为定罪;动态的非法持有毒品并非都构成运输毒品罪,应从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来进行判断;非法持有毒品罪与窝藏毒品罪量刑不合理。

　　
　　毒品犯罪是指违反禁毒法规,破坏毒品管制活动,具有一种的社会危害性,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随着毒品犯罪的发展及蔓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等相关机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毒品犯罪的法律文件,对毒品犯罪法律适用中的一些争议问题进行了说明与澄清,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毒品犯罪的定性,还存在一些争议,致使有时会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正确地惩罚犯罪,导致法律适用公正性的丧失,影响法律的公信力。

　　一、《刑法》第347条的罪名选择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关于执行〈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确定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这一新罪名,并明确指出,该罪名是选择罪名。凡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行为之一的,即以该行为确定罪名; 凡实施了其中两种以上行为的,如运输、贩卖海洛因,则定为运输、贩卖毒品罪,不实行并罚。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大连纪要》)规定:“刑法第347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选择性罪名,对同一宗毒品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并有相应确凿证据的,应当按照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并列确定罪名,毒品数量不重复计算,不实行数罪并罚。对同一宗毒品可能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但相应证据只能认定其中一种或者几种行为,认定其他行为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则只按照依法能够认定的行为的性质定罪。如涉嫌为贩卖而运输毒品,认定贩卖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则只定运输毒品罪。”依照该《解释》的精神,贩卖、运输毒品罪不是数罪名,而是选择罪名。所谓选择罪名是指所包含的犯罪构成的具体内容复杂,反映出多种犯罪行为,既可以概括使用,又可以分解拆开使用的罪名。 虽然目前司法机关办理毒品案件罪名选择时均按照该规定执行,但是笔者认为,该规定存在不合理之处:在该规定中,没有考虑相关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而一概认定为有几个行为方式就认定几个,虽然从选择性罪名的处理原则看是一罪,但是,真正到量刑阶段,行为人实施的是一个行为还是几个行为,对行为人就具有直接的影响。司法实践中,贩卖毒品与运输毒品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中联系最为紧密的两种行为,因而最容易引发罪名及罪数认定的争议。目前,争议最为集中的应是行为人在贩卖毒品过程中,自己运输毒品、或者雇佣他人运输毒品的行为是否有必要再将运输毒品罪单独列出来的问题。

　　目前大部分国家将运输毒品的行为归入走私毒品、贩卖毒品或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予以惩处,并没有作为单独的一个罪名加以规定。 而我国刑法则将运输毒品罪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并列规定,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它们在认定上存在冲突与重合。司法实践中,目前比较常见且争议较大的情形是,行为人为了贩卖毒品而自己或者雇佣他人进行运输的,是否有必要认定为贩卖、运输毒品罪?对此,笔者认为在贩卖毒品过程中运输毒品的,对于贩卖毒品者而言,运输毒品行为不具有独立的形态,只是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行为的前提或后续行为。对此,直接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即可,没有必要再将该行为定罪。同样,走私毒品从境外进入国内,行为人继续实施运输毒品的行为,如果按照《大连纪要》的规定,就必须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走私、运输毒品罪。但走私毒品行为实际上也属于运输毒品的范畴,只是运输地域上具有特殊性,因此,走私毒品罪是特殊的运输毒品罪。既然走私行为本身即已包括在运输毒品罪中,属于运输范畴,那么实施完走私后的继续运输行为就没有必要再单独定运输毒品罪,而应直接认定走私毒品罪较妥。

　　二、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之争议

　　对于毒品案件定性目前最大的争议,存在于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之间,特别是对动态持有毒品的犯罪是否构成运输毒品罪的争议最大。

　　(一)非法持有毒品罪与贩卖、运输毒品等罪之关系

　　一般来讲,非法持有毒品罪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堵截性规定,即当行为人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行为的主观目的无法查明的时候,往往就会保底性地追究其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刑事责任。当然,这必须以行为符合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构成为条件。行为人在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过程中,必然存在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根据罪数形态相关理论,这属于典型的吸收犯,对于其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没有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论处即可。 《解释》和《大连纪要》均作了原则性的说明。《解释》规定:根据已查获的证据,不能认定非法持有较大数量毒品是为了进行走私、贩卖、运输或者窝藏毒品犯罪的,才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如果有证据证明非法持有毒品是为了进行走私、贩卖、运输或者窝藏毒品犯罪的,则应定走私、贩卖、运输或者窝藏毒品罪。《解释》规定,所谓“持有”,是指占有、携有、藏有或者以其他方式持有毒品的行为。所谓“运输”,指明知是毒品而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非法运送毒品的行为。法律设立非法持有毒品罪,对于那些客观上非法持有了一定数量的毒品,但是却因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利用该毒品实施了或者将要实施其它犯罪的行为予以刑事归责提供了法律依据。《大连纪要》规定:“对同一宗毒品可能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但相应证据只能认定其中一种或者几种行为,认定其他行为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则只按照依法能够认定的行为的性质定罪。如涉嫌为贩卖而运输毒品,认定贩卖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则只定运输毒品罪。以上司法解释及纪要的要点在于如果有证据证明非法持有毒品已经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等犯罪行为,按相应的罪名定罪;如果尚未或没有证据证明实施了其他犯罪行为,即仅有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此时应分析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如果有证据证明非法持有毒品的主观目的是为了进行走私、贩卖、运输、窝藏等毒品犯罪,按相应的罪名定罪,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查证有其他毒品犯罪目的,定非法持有毒品罪。

　　(二)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之争议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简称《南宁纪要》)规定:“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抓获的,如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为,一般不应定罪处罚,但查获的毒品数量较大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348规定的数量最低标准的,不定罪处罚。”2008年《大连纪要》规定:“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的,如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等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348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不定罪处罚;查获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应以其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定罪处罚。”《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适用》(下简称《“大连纪要”的理解与适用》)认为:“如果其被查获毒品数量较大,达到刑法第348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如果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当场查获,毒品数量大,明显超出其个人正常吸食量的,可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

　　在司法实践中,对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实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是定非法持有毒品罪,还是运输毒品罪,仍然存在不同意见。从《南宁纪要》到《大连纪要》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南宁纪要》对于被查获数量较大的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其他毒品犯罪的,认定其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大连纪要》认为“查获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应以其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定罪处罚”,也就是查获相当于10克海洛因或其他毒品以上的毒品的,可以认定运输、非法持有毒品等罪名;《“大连纪要”的理解与适用》认为:数量较大以上的应定非法持有毒品罪;如果在运输过程中被当场查获,数量大,明显超出其个人的正常吸食量的,定运输毒品罪。

　　笔者认为,《南宁纪要》与《大连纪要》对此类案件的规定相比较,侦查机关取证与司法机关对行为人定罪相对容易,实际操作性也强;而《大连纪要》的“应以其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定罪处罚”表述,司法实践中并不容易操作,以致《“大连纪要”的理解与适用》对此进行了扩大性的解释,一方面认为数量较大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这本身与《大连纪要》的规定是相反的,更加使人难以理解的是“数量大”究竟为之多少、“明显超出其个人的正常吸食量”中正常吸食量以多少为标准?因为数量多少为之大没有明文规定,正常的吸食量也因人而异,所以《大连纪要》与该《理解与适用》反而让该类案件变得更有争议,也造成了各地执法不一的乱象。

　　司法实践中,对查获吸毒者在运输途中被查获数量较大毒品该类案件在定罪上基本分三种情况,一是认为的只要是查获数量较大以上,尽管数量大,只要不能证明其有贩卖等其他毒品犯罪行为的,依照主、客观统一的原则,应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而不认定运输毒品罪;二是认为查获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只是在运输途中,都应该以实际行为定运输毒品罪;三是将数量大进行量化确定,如50克海洛英或折算等同的其他毒品,50克以下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超过50克的以运输毒品罪定罪。笔者认为,对此有权解释机关应作明确表述,不应由各地因自行理解的不同而造成实际执法的不同。

　　(三)动态非法持有毒品行为是否应定运输毒品罪

　　多数情况下,许多毒品犯罪都是以非法持有毒品为外在表现形式,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行为必然以持有或掌控一定数量的毒品为前提或结果,所以它们之间往往存在着行为形式上的涵盖关系。就非法持有毒品而言,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持有”既可以是静态的,也可是移动状态的, 尤其是动态非法持有毒品和运输毒品两者在客观方面常常有许多重合和相似之处,极易混淆。对于上述运输毒品和非法持有毒品之间争议,其核心问题在于动态持有毒品是否就等于运输毒品,即由行为人客观方面的运输状态能否推定其主观方面的运输故意。举个简单的事例,一名吸毒者乘车去外地旅游,为了在外地也能吸食到毒品,其携带了10克海洛英,那么其在交通工具上被查获,是否能认定其构成了运输毒品罪?

　　笔者认为,动态持有毒品绝对不能等同于运输毒品。理由分述如下:

　　首先,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构成并不排除动态持有这种形态的存在,行为人持有毒品在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是非法持有毒品罪成立的必要条件,也是和运输毒品罪相区分的重要标志。刑法确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目的是为了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犯罪故意的情况下,为更有利打击毒品犯罪行为而使用的一种补漏性罪名。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毒品犯罪中较为特殊的犯罪形式,在犯罪构成上对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要求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客观归罪的成分,也体现了“疑案从轻”的原则。《解释》规定,所谓“持有”,是指占有、携有、藏有或者以其他方式持有毒品的行为。一般情况下,非法持有毒品应当包含静态持有如藏有、携有毒品和动态持有如在火车上、飞机上查获到毒品,但无证据证明行为人是要贩卖、走私、运输毒品等情形。是不是只要实施了“运输”行为,即动态持有毒品就一定构成运输毒品罪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首先要认定运输毒品罪,就必须查明行为人为何运输毒品、为谁运输毒品,企图把毒品运送给何地何人;第二、在涉案罪犯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运输毒品主观故意的情况下,即认定其犯有运输毒品罪是典型的有罪推定;第三、运输毒品罪的“运输”具有特殊的刑法含义,《解释》规定,“运输”是一种非法运送行为。笔者认为,对于刑法规定的运输毒品罪的“运输”应当作限制性认识,不能简单地从字面含义进行理解,仅就毒品的位移就视为“运输”毒品。即只有为了贩卖、走私毒品或以其它方式扩散毒品,或者为了帮助他人贩卖、走私毒品或以其它方式扩散毒品而将毒品从甲地带至乙地的行为才能成为刑法所称的“运输”,不能认为凡是在运输工具上或候车场所上携带毒品都是运输毒品,也不能以起获毒品是否在运输环节来划线。事实上,动态非法持有毒品和运输毒品在客观方面虽都存在使毒品产生位移的特征,但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和意图是不尽同的,这正是我们区分动态非法持有毒品和运输毒品的重要标尺。

　　承认运输毒品罪的“运输”具有目的性这一特殊刑法含义,才能有效解决对于动态持有毒品行为的定性困惑,消除“案同罚不同”的司法尴尬。也容易解释多年来铁路法院对在行驶途中的火车上所查获的毒品案件,哪怕是行为人携带数量较大以上的毒品,在没有证据证实行为人是为了自己或帮助他人贩卖、走私毒品或以其它方式扩散毒品的情况下,此类案件绝大多数的判决都是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而非运输毒品罪。

　　三、非法持有毒品罪与窝藏毒品罪之争议

　　《刑法》第349条规定窝藏毒品、毒赃罪,从内涵上理解“窝藏”实际是一种持有行为,从刑法条文的表述来看,为犯罪分子“窝藏”毒品体现出比“持有”毒品更明显的犯罪意图,但是窝藏行为却处罚则较轻。《刑法》第348条对非法持有毒品数量的量刑幅度,包括处以有期徒刑,最高徒刑为无期徒刑且并处罚金,而《刑法》第349条规定窝藏毒品、毒赃罪的刑罚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

　　问题是,窝藏毒品、毒赃罪的最高法定刑低于非法持有毒品罪,可能导致当司法机关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有窝藏毒品行为,就有可能出现“疑罪从重”的现象。一方面有可能司法机关客观上无法获取行为人为犯罪分子窝藏毒品等证据而只能认定非法持有毒品,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司法机关有意不去调查行为人是否有为犯罪分子窝藏毒品的主观目的,而直接认定行为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因而也造成窝藏毒品、毒赃罪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少见,而绝大多数此类案件均按非法持有毒品定罪处罚。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一犯罪行为无法证实其构成此罪时,采取“疑罪从无、疑罪从轻”原则处理,在处理窝藏毒品、毒赃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之间的刑罚时正好与“疑罪从无、疑罪从轻”原则是背道而驰的。根据刑法原理,下游犯罪的法定刑设置应该低于上游犯罪的法定刑,非法持有毒品罪是窝藏毒品罪的下游犯罪,但是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法定刑的最高刑为无期徒刑,附加刑要求并处罚金,而窝藏毒品罪的最高法定刑为10 年且无附加刑,从二者的法定刑设置看是与上述原理相悖。

　　因此,笔者认为,应将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法定刑降低到窝藏毒品罪之下或将窝藏毒品、毒赃罪的法定刑提高至非法持有毒品罪之上。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非法持有毒品罪或窝藏毒品、毒赃罪的法定刑进行修改且规定持有毒品数量的最高限额,使其更有利于查法行为人是单纯是非法持有毒品还是为犯罪分子窝藏毒品,从而更有力地打击毒品犯罪。


　　卢前: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