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宁波市人民政府培育第四方物流市场试行办法的通知
（甬政发〔2008〕4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现将《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培育第四方物流市场的试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八年五月五日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培育第四方物流市场的试行办法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培育第四方物流市场，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践创业富民、创新强市战略，深入推进“六大联动”，努力实现“六大提升”，按照实施“立足宁波、依托浙江、服务长三角、辐射中西部、对接海内外”大开放战略的要求，充分发挥宁波的港口优势，培育和规范第四方物流市场，推进物流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物流业与进出口贸易业产业、金融服务业等产业协调发展，实现将我市建成国际一流的深水枢纽港、全国重要对外贸易口岸和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的目标。
（二）基本原则
——企业运作、政府推动原则。积极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以市场为导向，加快培育第四方物流业的市场主体，发展第四方物流市场。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制定相关的政策，促进第四方物流市场健康发展。
——信息化原则。根据第四方物流信息技术的特征、现状和发展趋势，建设第四方物流市场的信息平台和行业管理信息系统，消除第四方物流市场发展的信息瓶颈，满足第四方物流市场的发展。
——规范化原则。按照WTO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建立健全规范化的第四方物流市场运行和监管规则。在硬件设施建设方面，加强统筹规划、科学布局，优化整合现有资源，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在软件建设方面，注重先进物流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推广应用，加强服务的标准化和管理的规范化。
——便利性原则。建立高效便捷的第四方物流市场运行规则，提高交易的速度和效率；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强化服务意识，加强对第四方物流市场交易的同步监管，依法及时查处违法行为、解决存在问题。
二、积极培育第四方物流市场的市场主体
（三）优化第四方物流市场实施主体设计。按照上市公司的组织构架要求，采用服务外包的方式承包电子口岸业务，组建第四方物流市场实施主体，明确出资主体和资本构成，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明晰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企业运营机制。优化第四方物流市场实施主体和银行的双主体设计，密切双方优势互补的联合运作关系，提升第四方物流市场的业务整合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四）建立确保交易安全的会员制度。以确保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保障交易质量为目的，建立第四方物流市场的准入制度，实行由核心会员和普通会员组成，以核心会员为主的交易主体制度。明晰会员的准入条件、与市场的权利、义务关系，健全会员的鼓励、奖励、惩戒制度，提高会员和市场交易的质量与水平。
（五）促进物流企业功能的有机整合，推动传统物流业向现代物流业转变。鼓励传统物流企业和其它投资者设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鼓励金融、保险、电信等机构及生产、流通企业与现代物流企业合作，以技术信息化和管理专业化为基础，提高物流企业的服务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六）积极提高物流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扩大物流领域的对外开放，学习和借鉴国外现代物流企业的先进经营理念、管理经验和模式，鼓励国内外物流企业来我市投资、经营物流公司；鼓励和支持跨国公司在我市设立采购中心；鼓励利用国内外资金、设备、技术参与我市物流市场的经营活动。
（七）加快第四方物流市场中介机构建设。鼓励依法成立有关物流信息传播、人才培训与引进、行情分析、业务交流等中介服务机构，促进现有中介机构增加服务功能、扩大服务范围，发挥中介机构在行业发展、行业自律中的积极作用。
三、完善第四方物流市场的技术保障
（八）加快物流信息平台建设。以建设“数字宁波”为契机，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按照专业化、信息化、系统化和集成化的要求，建设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完善以电子身份认证、电子支付和电子数据交换等为基础的物流信息系统，提高物流信息系统的服务效率和质量。加强物流信息规范化管理，降低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成本，鼓励物流企业积极利用信息技术。
（九）加强物流信息平台与其他信息系统的协同共享。结合国家和省有关物流信息化标准，完善与海关、税务、检验检疫等行业管理部门的电子政务系统，与仓储、运输、港口及物流园区等物流信息系统，与银行、保险等金融服务机构的金融信息系统的信息沟通共享机制。有效整合与电子口岸系统的市场、客户等资源，统一认证管理，实现两个系统的软硬件、安全设备、客户服务和运营管理系统的共建共享。
（十）积极推广先进物流技术和设备标准。积极应用国家和国际性的物流术语、编码等标准，推广标准化、系列化、规范化的物流设备设施和信息技术，遵守国际通用条码标准体系。鼓励开发研究先进的运输、仓储、装卸等标准化物流专用设备，不断提高物流技术和设备设施的标准化水平。
四、促进第四方物流市场健康发展
（十一）不断拓宽服务外包的内容和范围。鼓励各类经济组织集中发展核心业务，将软件研发与技术、业务流程、创意设计、产品购销、运输、仓储等委托给服务外包提供商处理。积极开拓第四方物流市场所需的供应链管理、财务管理、后勤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数据处理及分析、客户服务等专业业务的服务外包，提高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十二）逐步优化交易程序、拓展交易标的。第四方物流市场实施主体要编制科学交易制度，简化交易程序、优化交易流程、密切各单位之间的协作。以格式合同为基础，推行网上市场交易格式和程序的标准化，逐步扩展第四方物流市场经营对象和业务范围。
（十三）加大对会员企业的支持。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第四方物流市场交易，对在网上市场交易额达到一定数量的会员企业，按规定给予补贴，并在企业融资、企业推广、运政管理、人才培养、特许经营等方面予以优惠。
（十四）加大对第四方物流市场实施主体的支持。为推动第四方物流市场发展，在第四方物流市场运营初期，结合电子口岸的服务外包业务，给予一定的补助和其他支持。按规定对电子口岸服务外包业务及市场培育业绩等情况进行绩效考核，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益。
（十五）有效整合现有货源、车源和中介资源等物流资源。积极扶持并充分发挥我市的塑料城、液体化工产品、煤炭、再生金属、钢材、木材等有形市场和船、货代理企业的作用，积极支持培育和发展海铁联运业务，合理配置和利用港口、码头、堆场、仓库、物流园区等现有资源，共同推动货源在第四方物流平台的集聚，促进第四方物流市场发展。
（十六）加快物流基础性、公共性服务项目建设。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第四方物流市场发展，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物流规划调研和编制、物流专业人才培训、物流技术和信息标准的制定推广、物流产业发展研究、物流市场规范、物流政策法规完善。
五、规范第四方物流市场秩序
（十七）完善第四方物流市场的信用制度。加强第四方物流市场信用制度建设，建立以第四方物流市场为平台，以银行信用为基础，工商、税务、交通、公安等部门共同配合的信用信息体系，促进第四方物流市场的信用信息与其他政务信息的共建共享。逐步健全信用信息采集、评价、公布、授信、惩戒制度，形成具有规范市场、约束行为、联合惩戒功能的信用机制。
（十八）健全安全监管的行政司法绿色通道。工商、公安、交通、司法等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对第四方物流市场交易的同步监管，坚持守法便利、违法惩戒的原则，加强对经营单位的规范化管理，确保各项制度落实到位，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为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第四方物流市场提供有效的行政保障和法律保障。
（十九）完善第四方物流市场金融服务。对通过第四方物流市场网络平台进行的交易实行银行网上结算。推动网上支付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网上支付业务的结算规则，加强网上支付服务管理。建立由银行监管下的货款支付和收取制度，保证货款支付和收取安全，加速资金周转、防范支付风险。拓宽第四方物流市场交易的保险覆盖面，增强化解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二十）加强市场交易的规范化建设。完善第四方物流业的规章制度，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经营，建立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法律规定的物流服务体系和企业运行机制。第四方物流市场实施主体要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按规定及时对企业网上交易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第四方物流市场实施主体、各会员企业和金融机构，要优化交易程序组合，建立健全交易、结算制度，提高交易效益，降低交易成本。
（二十一）及时化解交易纠纷，保障第四方物流市场和谐发展。第四方物流市场实施主体要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健全相关制度，预防和及时化解第四方物流市场各方的纠纷。充分发挥和解、调解、民商事仲裁等途径的积极作用，及时解决交易纠纷，维持正常的交易秩序。
六、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机制保障
（二十二）加强第四方物流市场发展的组织保障。成立第四方物流市场发展领导小组，研究和协调第四方物流市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承担第四方物流市场的日常管理工作，加强与各成员单位的沟通交流，切实发挥综合组织协调作用，培育和促进第四方物流市场健康发展。
（二十三）加强第四方物流市场发展的工作保障。各部门、单位要服从服务于发展第四方物流市场的大局，把加快推进第四方物流业发展作为抓住发展机遇、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推进创业创新的实际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国家在甬直属单位要加强与上级部门和有关业务部门的沟通联系，努力促进第四方物流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十四）加强第四方物流市场发展的智力保障。加强研究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组建物流发展规划研究机构，跟踪第四方物流发展，及时研究存在问题，为第四方物流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智力支持。



宪 法 权 威 论 略


四川省司法厅 谢维雁


一、 宪法权威即宪法至上



宪法的权威性是指一国宪法在法律上和实践中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1]，或者说，“宪法权威是就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宪法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的，其内容包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的根本行为准则等方面”[2]（周叶中）。“宪法至上”是与法律至上紧密相连的。对法治而言，“世界上各国的国情是千差万别的，但任何一个国家，只要选择了法治的道路，而且搞的是真正的法治，就必须具备一个共同的条件，那就是：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3]。而宪法至上是法律至上原则的核心。“法律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是由许多部门、众多单个的法律组成的”，“其中，宪法的层次、地位和效力都是最高的，因为其他法律的制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据，都不能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3]。因此，周叶中教授认为“宪法至上是指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宪法的地位和作用至高无上。具体说来亦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的根本行为准则”[4]。有学者还进一步把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细分为宪法形式上的至上和实质意义上的至上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宪法典宣布自身的最高法律效力”，“从法律形式上表现为宪法的权威大于一切国家机关和个人的权威”[5]（52页）；而“宪法实质意义上的至上是指人民的法律意识中有宪法至上的观念，有维护宪法权威的意识”[5]（53页）。虽然有学者认为“宪法至上”的具体内涵与宪法权威基本一致[2]，仿佛它们是有差别的，但从上述引文中可看出，该学者在其不同的文章中又将其完全等同。

笔者认为，宪法权威即宪法至上。理由是：第一。无论是宪法的权威性，还是宪法的至上性，实质上都强调的是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第二，二者的核心内容都是要求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将其作为根本行为准则，因此二者是完全一致的。第三，是宪法处于最高法的地位，其他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

须注意的是，宪法权威是新中国早期宪法学者通用的一个词汇，而宪法至上则是近年来在一些学者的文论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关键词”。但在我国现行宪法中，既没有使用“宪法权威”一词，也没有出现“宪法至上”的用语。宪法序言和第5条的规定集中体现了这一精神。宪法序言宣称，“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宪法权威即宪法至上，意味着：其一是一切国家机关、政党、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都居于宪法之下，这是对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特权或个人意志的完全否定；其二是宪法处于最高法的地位，其他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6]。由专门的司法机关来判定国家机关、政党、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是否违宪，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并宣布违宪的法律法规、行为无效，是现代国家推行宪政的一般手段。一方面因为司法机关依专门的司法程序对违宪案件进行审查，可保证程序的公正；另一方面司法裁决的终局性及强制性使违宪行为、违宪法律、法规得以及时的较正，“预期”的宪法权威成为可以“看得见”的宪法权威。宪法至上，最终依赖于司法机关的宪法适用才能获得制度上的保障[6]。



二、 宪法至上的根据



为什么宪法必须至上？笔者认为宪法至上的根据在于；

（一） 宪法是根本法的地位。宪法的根本法性质，意味着：一

方面，从法律形式而言，宪法是法律的法律即母法，即所有的法律都以宪法为依据制定，且宪法是判断法律正当性的标准。另一方面，从内容上讲，宪法只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国家的基本国策和国家机关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等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准则。根本法的性质就要求，一切法律和所有宪法关系的主体的行为首先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

（二） 宪法是理性和正义的集中体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宪

法的至上性不能从法律形式的角度来理解，宪法之所以有高于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的权威，是宪法的产生是理性和正义的象征”[5]（53页）。作为理性和正义的象征，宪法不仅要求人们对它的价值认同，更要求人们实践中对它的绝对服从与遵守。

（三）宪法的核心精神是权力制约，保障人权。权力与宪法、法律的关系一直是近现代以来人们关注的焦点。就法治而言，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一直是其重要的目标之一。宪法至上的重要环节是使权力服膺于宪法。在宪政社会，权力服膺于宪法即宪法至上，一方面通过宪法、法律最大限度反映人民意志从而普遍实现所谓“被统治者的同意”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对公共权力进行分解实现权力的分离与制衡从而减少控制权力的难度或强度来实现。对权力制约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这是宪法的终极价值。与这一终极价值相适应，宪法必须具有至上性。



三、 宪法至上的实现



如何实现宪法至上？笔者认为：

一要强化宪法的规范性，突出宪法的科学性。

既然是法律，宪法就必然具有规范性。根据法理学的一般观点，现代法律系统的基本要素可简化为规则、原则和概念，其中在数量上规则应占绝大多数。①作为法律的宪法，其规则即规范也应占绝大多数。而且，因为“规则有较为严密的逻辑结构，包括假定（行为发生的时空、各种条件等事实状态的预设）、行为模式（权利和义务规定）和‘法律后果’（含否定式后果和肯定式后果）三部分。”[7]（页36）宪法规则（即宪法规范）也应当具备作为法律规范的完整的逻辑结构。而事实上，我国宪法在这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即宪法本身未明确规定违宪构成和违宪责任，也没有追究违宪责任的完整、统一的程序规定。在以后的修宪中，我们要逐渐完善宪法规范的逻辑结构。这也是毛泽东关于“搞宪法就是搞科学”[8]（页26）的基本要求。强化宪法逻辑结构的完整性要求，在宪法中尽量减少或限制有关政策性规定、原则性规定，特别是一些具体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策不宜规定得过于详细，建议在宪法中只对关涉国家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作出规定。

二要建立全面的宪法审判制度，使宪法完全司法化。